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
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
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
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
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
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
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
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
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
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
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优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是写诗人南征途中所见的秀丽风光。这里“桃花水”对“枫树林”，为借对。春天，春水奔流，桃花夹岸，极目远眺，风帆如方阵一般，而枫树也已成林，这是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表现诗人晚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悲辛生活。为了苟全性命，诗人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四处逃难，而今又要远去衡湘，使诗人泪满衣襟。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中，深化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诗一起首就描写了绮丽的景色，按理说看到这样好的景色本该分外愉悦才是。但是由于乱离漂泊，又想到自己老病跋跄，面对美景，诗人反而潸然泪下了。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道出了诗人虽身处逆境，但报效朝廷的热忱未减的情怀。诗人老了，病了，照理应该还乡才是，而现在却更往南走，可悲。尽管如此，诗人报国热情不减，心一刻也未尝忘怀朝廷。杜甫在成都时，代宗曾召他赴京兆功曹，杜甫没接受，后因严武表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他对代宗还是有着一定好感，存有一线希望的。这里“南征日”对“北望心”，为流水对，且前后两句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更加衬托出了诗人一生奔波无定，但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怀。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正是诗人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及悲剧命运的总结。诗人一生抱负远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仕途坎坷，个中甘苦，只有自己一人独享，而纵然有绝世才华，却未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知音。在当时社会里，文章上的知音，也就是事业上的援手。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的人诗人或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儿乎都评论到，全都给以相应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也没有知音。天宝末，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适、岑参、薛据等还有一些实在不高明的作家都入了选，独杜甫“名落孙山”。但杜甫并不急于求人知，也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自信：他知道将来总会有他的知音的。但这不能不说是杜甫一生的悲剧。三、四两联，正是杜甫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自我写照。
诗以明媚的自然春景开头，但由于诗人晚年浪迹天涯，光景无多，前途渺茫，只得作诗自苦，慨叹当时没有知己，这样就使前面所描写的欢快、轻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这样对照写来，景与情似乎极不相称，但却显得深刻悲痛，更具艺术感染力。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