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一把青秧趁手青”，写插下的秧苗迅速返青，说明春天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前一个“青”做形容词，后一个“青”做动词。第二句“轻烟漠漠雨冥冥”，写春天的季节特点：薄雾弥漫，细雨朦朦，这正是万物生长的好时机。这样的天气特点，是江南水乡春天常见的景象，有鲜明的地区色彩。第三句“东风染尽三千顷”写春风吹绿了广阔的田野。这里用“东风”代替春风，并用“染尽”强调春风的力量。到底染尽了什么？诗人不说，也不需说，读者自然会想到和煦的春风把一望无际的稻田都吹绿了，大地好像用绿色染过似的，到处都充满了无限的生机。第四句“白鹭飞来无处停”以白鹭飞来没有落脚的地方作结，反衬禾苗长得密密麻麻，热情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改变了大地的面貌。
天上细雨霏霏，地上绿茵一片，农民们正在弯着腰插秧，田野上白鹭飞翔，这就是诗人描绘的一幅江南田园风光图，而这幅图画中突出一个“青”字，展示了春风春雨的力量。诗歌画面鲜明，语言优美，情趣盎然。
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