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悟得道深，作者与虬上人心灵相通；也由于悟得道深，人与自然也精神相通。储光羲的这首诗写出了一个清闲幽静、无碍相融的境界。
诗的前四句为一解，写作者与虬上人的交往。他们不拘居处，也无意来去，既能随意论今，又可顺口谈古。在破除种种束缚人身心的俗见之后，他们获得的是适意与心契。而诗的后四句既写他们所处的环境，亦表现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大江既已增寒色，那他们身边的小池也就会更显碧绿；山林既已迷蒙，那他们所处的竹园也会更觉幽深。身边的小景致随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暗示着主人公的随遇而适。这时，一轮明月溢满法界，清辉洒向一切无情有情。那仿佛就是开悟后的清静自性。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