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以针锋相对地文辞回复了孙会宗作为朋友的善意的忠告，总述回信意旨，交待了作者遇祸的经过，描述了作者罢官的生活，对孙会宗的指责一一分辨，共有四层意思：首先表述作者与孙会宗不同的意见，概括回信大旨；然后表述作者归乡置田兴财闲居，自甘卑贱是作者最后的退路，指责孙会宗不理解他，不该对此加以嘲讽；接着描写作者乡居生活的自由快乐，当个百姓是另一种生活境界，指责孙会宗不该再拿一个卿士大夫的规矩来要求他；最后表述人各有志，祝愿孙会宗鹏程大展，讽刺了孙会宗汲汲于功名的势利而浅薄。全信笔调轻快，以叙立论，行文顿挫跌岩，前呼后应，曲折有致，锋芒毕露，锐气逼人。
这封信一共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简述作者自己的身世，表明回信的原因，直抒胸臆，引经据典，显得情理交融，分析细致，既揭示了写信的缘由，又为作者进一步抒情达意奠定了基础。其中，开头的叙述谦逊而平淡，实际是正话反说，流露出不平之气。
第二段追叙作者身居要职的仕途生涯和被谤免职的不幸变故，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的激愤和讽刺，反映出朝廷的刻薄寡恩与不明是非，对照强烈，反语讥刺，心理描写灵活自如，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其中，描写写出自己内心活动时，表面指责自己，称颂皇上，实则抱怨朝廷无情，痛恨政治昏暗，完全是胸中不平的激愤之辞。
第三段描述作者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针对孙会宗来信以为大臣废退应该谨慎行事，作者针锋相对地回答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先以圣人有关礼节的规定来肯定自己的处事，驳斥人们的非议，说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然后笔锋一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田家乐的图画，不仅展现了作者醉酒歌舞的情景，也吟唱了大胆抨击朝政、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歌词，可谓是对朝廷和世俗的公开挑战，充分表明作者我行我索的态度。
在讲完放肆玩乐之举后，作者比较卿了大夫与庶人的不同职责，认为主张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强调自己已是庶人，孙会宗不当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自己。全段诗文融合，引用恰当，叙述形象，议论深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充满愤懑之情。最后一段借古地史事对孙会宗进行讽刺，用事自然，褒贬分明，讥刺巧妙，所言既是对孙会宗的挖苦和抨击，也是对朝廷的辛辣讽刺和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呼应开头，突出主旨，令人回味无穷。
全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文气疏荡，言词激越，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回顾“总领从官”和“横被口语”的情况，倾吐满腹牢骚，这是叙事抒情；强调“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表达明显的嘲讽之意，这是议论抒情；反映歌舞醉酒、“淫荒无度”的田园自娱活动，抒写激愤行乐的情怀，这是描写抒情；谈到罢官以后的心中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抒发充满愤慨的感情，这更是直抒胸臆：各种抒情方式灵活运用，作者感情世界得以充分展现。其次，文章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尤其是多用反语。如描写农家饮酒自劳、抚缶而歌、举袖上下、跺脚起舞的场面，以及提到“昆戎旧壤，子弟贪鄙”的情况。这些都是从正面驳斥孙会宗的劝诫，并讽刺他为习俗所移志。文中反语讥讽层见叠出。通过运用反语手法，显示作者个人的品德才干，表明作者以往的从政成绩，肯定作者的务农经商活动，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最后，作者善用对比方法来表情达意。如把得官的过程与获罪的景象对比，把兴隆旺盛时的情况与遭谗罢官后的处境对比，把“君子游道”与“小人全躯”对比，把“卿大夫之意”与“庶人之事”对比，还把贤人遗风与子弟贪鄙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也充分表现出作者与统治集团作无情的决裂。
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