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用平常口语描写闺情的词。上片写村姑们的穿着和黄梅时节结伴插秧的情景。身着红袖衣，成双成对的姑娘结伴插秧的场面，不难使人想见那劳动中有说有笑的快乐。这不仅反映出地方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她们的美丽、活泼、多情。特别是“双双女伴随”一句，既写出她们的互助友爱精神和女性的心理特征，而且渲染出一种亲热、热闹的气氛，表达出村姑们那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由插秧而引出唱山歌，这也是地方风俗。下片通过歌词唱出了与情人的离恨。“长歌诗”三句指明所唱山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她们唱的长歌是首长诗，短歌是首短诗；不管是长歌短歌，都是以反映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为内容，集中表现出她们与情人的离愁别恨，揭示出作品的主题。结尾“休言伊不知”是料其情人必定知道姑娘心中的离愁，只是不来关心体贴她（们）罢了。因此她们的自我诉苦，委婉地流露出对情人不归的怨恨，也是对情人不体贴她们的责怪。可以想见她们是何等地思念情人啊！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来倾诉相思之苦，与其他形式相比，又别具一番情趣。
以叙事的方法来写结伴插秧的村姑们，用唱山歌来传情，不仅显示她们性格的乐观开朗，而且又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感情质朴，语言节奏鲜明，富有民歌风味。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这首诗中的“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存在争议。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此处品赏即以此说为据，想来与诗中所述山鬼的形象也更为接近。
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该说法似乎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捻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就没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了。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 [4]
这首《始闻秋风》不同于一般封建文人的“悲秋”之作，它是一首高亢的秋歌，表现了独特的美学观点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开头两句“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就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有知有情的形象──“我”，即诗题中的“秋风”，亦即“秋”的象征。当她重返人间，就去寻找久别的“君”──也就是诗人。她深情地回忆起去年观赏黄菊的时刻与诗人分别，而此刻一听到秋蝉的鸣叫，便又回到诗人的身边共话别情。在这里诗人采取拟人手法，从对方着墨，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而又情韵浓郁的意境。据《礼记·月令》，菊黄当在季秋，即秋去冬来之际；蝉鸣当在孟秋，即暑尽秋来之时。“看黄菊”、“听玄蝉”，形象而准确地点明了秋风去而复还的时令。
颔联“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是诗人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诗人说：五更时分，凉风飕飕，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一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劲疾肃爽，而我那衰老的颜状却在镜中显现出来。这前一句是正面点出“始闻秋风”，后一句是写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和以上两句连读，仿佛是一段话别情的对话。
读到这里，颇有点儿秋风依旧人非旧的味道，然而颈联“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用力一转，精神顿作。到了尾联，由于有颈联“马思边草”、“雕眄青云”为比兴，这里的迎秋风上高台，翘首四望的形象的寓意也就自在不言之中了。“为君”二字照应开头，脉络清晰，结构完整。“扶病”二字暗扣第四句，写出一年颜状衰变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豪情不减，犹上高台，这就更表现出他对秋的爱，更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的意志。可见前言“一年颜状镜中来”，是欲扬先抑，是为了衬托出颜状虽衰，心如砥石的精神。所以沈德潜说：“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
刘禹锡晚年写的这首《始闻秋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跌宕雄健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正是诗人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倔强进取精神和品格的艺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