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汀驿只是太湖东岸边上的一个供人宿食及停车置马的小旅店,但却美景无限,可见太湖的美名绝非虚传。太湖古称震泽、笠泽、五湖,面积古称三万六千顷。因为水秀山明,湖中水产丰富,所以开发得很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王夫差打猎游憩的地方。
此诗前六句描写了山色、水光、东海日出、白浪涛声,以及山间险峻的羊肠小道,用江南水乡的特有景物构成了一幅气象壮阔、风光明丽的风景画。结尾二句意义不甚可解。唐汝询解云:“因想世人皆以五湖为隐士栖逸之所,殊不知古时之遗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无考,人亦宜阙。”因此他就说结句有含蓄,实则含蓄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删去了唐汝询的解释,批云:“其驿或在吴越间,故望五湖而意其有逸民。”后来屈复却说:“言高原小径,既通人烟,则遗逸斯在,而那知其不然也。”三家对结句的体会,都不相同。因为“那知”和“不在”的关系很不清楚。唐解“那知”为“岂知”,意为:岂知旧时隐士,不在五湖而在此地。吴解“那知”为“安知”,意为:怎么知道旧时的隐士不会在这五湖中呢?屈解“那知”亦为“岂知”,但是作肯定语气。施蛰存则认为,这里的“旧遗逸”指旧时隐士,可能就是范蠡。他把最后两句的意思理解为:但恨如今的五湖中,已无范蠡可追随。这末二句是从前面“人烟小径通”的进一步联想而来。“五湖遗逸”是整幅风景画的一个构成部分。前六句是实写,后二句是虚写,虚实结合,给此诗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和余味,而避免了板滞之嫌。
题目“松汀驿”,从来没有人加注,不知在什么地方。唐汝询云:“驿之所在未详,疑必依枕山陵,襟带江海。其高原险绝,则为鸟道;其小径幽僻,则通人烟。斯固隐沦之所藏乎?”唐汝询、吴昌祺都是松江人,却不敢设想这个“松汀驿”乃是“松江驿”之误。在题咏旅途的唐诗中,没有见过第二个“松汀驿”,而“松江驿”却是常见的。许浑、窦巩都有题松江驿诗。由吴入越,舟行必取道松江。松江驿在太湖之东,故诗云“苍茫泽国东”。这个江字,大约很早已误成汀字,故各本都作松汀,而无法在地理书中找到作注的资料。
1、关羽和刘备的对话有什么作用?
关羽劝说刘备不要再去拜访诸葛亮了,刘备坚决的态度表现了他思贤如渴的诚心和实意。
2、如何理解“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这一举动?
“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这一举动,表现了刘备拜见诸葛亮的谦恭和诚意。
3、作者多次写到刘备对诸葛亮的谦恭态度,有什么作用?
一方面写出了刘备拜见诸葛亮的诚心和态度,另一方面从侧面交代了诸葛亮的“不俗”。
4、诸葛亮为什么称刘备为“俗客”?
诸葛亮故意称刘备为“俗客”,是为了再次对刘备进行考验。
5、“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这个句子运用了什么修辞手法?有什么作用?
本题运用比喻作用分析法。诸葛亮用“美玉”比喻司马德操和徐元直,用“顽石”来比喻自己,表现了他谦逊的品德。
6、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指出了哪些策略?
本题运用文段内容概括法。诸葛亮分析天下形势,为刘备指出了三条策略:一是曹操势力大,不可与之抗争;二是团结孙权,作为后援;三是夺取荆、益二州,见机行事,成就大业。
7、刘备“泪沾袍袖,衣襟尽湿”,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协助自己的诚恳态度和真心实意。
8、如何理解诸葛亮对弟弟的嘱咐?
诸葛亮对弟弟的嘱咐,包含着对日后的打算,也表现了诸葛亮淡泊名利的品格。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