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情景,抒发了这一老兵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篇便不同凡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两句,直言老兵“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方回,看似平淡无奇,像不经意间道来,实却耐人寻味,颇见功力。他“十五从军征”,奔赴何处,诗中未作说明;其军旅生活如何,战况怎样,诗中也均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众多想象的空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从军征”,系出于战事,而且这一去就是数十年!“八十”与“十五”相对照,突出其“从军征”时间之久;“始得归”与“从军征”相呼应,则表明他中途一直未能回来。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作品真实、深刻、令人感愤,催人泣下。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远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诗的最后两句于对老兵的动作描绘中进一步抒发老兵心中的悲哀。这里,突出老兵出门张望(“出门东向看”)与老泪纵横(“泪落沾我衣”)这一细节,将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老兵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其悲痛欲绝的茫然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试想,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家中已了无亲人,而只有荒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以后的生活,又当如何呢?他又怎能不感到茫然呢?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悲惨的遭遇是谁造成的,尽管诗中未明言直说,但我们只要联系到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则不难看出这一点。根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此诗晋时已谱入乐府,当可视之为汉魏战乱之际的作品。正是当时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与无休无止的战争,造成了该老兵的悲惨遭遇。反映该老兵的悲惨遭遇,也就反映了当时在沉重的徭役压迫之下的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全诗突出写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士兵的形象,也着力刻划了“家”的形象,同时只写了一笔的“乡里人”的形象也很鲜明。饱经风霜、苍老惶切的老人,无须顾忌、直言不讳的乡亲,衰草古柏荒坟的家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真实动人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的画面,典型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尤其是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这样,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全诗写得既含蕴简洁,又深湛凝重,内容的取舍剪裁,结构的布置安排,都恰到好处,独具匠心,很好地收到了“意在言外”、主旨尽在言与不言中、意境深远、韵味绵长的艺术效果。
此诗围绕老兵的返乡经历及其情感变化谋篇结构,巧妙自然。全诗运用白描手法绘景写人,层次分明,语言质朴,且以哀景写哀情,情真意切,颇具特色,也颇能体现汉乐府即景抒情的艺术特点。
这是白居易诏授忠州刺史时写的一首诗。诗人通过对山岚雾霭、滩头江水、峡气弥漫的描述,抒发了自己浓浓的思乡之切和郁闷之情,也寄托了诗人愿早日回京报效朝廷的拳拳之心。
诗中前四句写景,寥寥数语展现出此时此地的景象:山岚雾霭特别浓重,江山辽阔,自己却身处如此偏僻遥远的地方。滩头江水带来的秋意扑面而来,山谷中气候湿润,晴天也多像阴天。
后四句则笔锋一转,写到自己望向帝京,表达了自己心中对故乡的思念;最后两句化用晋陶渊明置无弦琴的故事,说自己只能依靠这北窗下的琴来排解心中孤独了,表达了自己不甘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诗中所写,虽是溯江西上所经历的美丽而又险峻的风光,却恰如其分地透露了诗人萦绕心头的宦海波澜,其中“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写得情景交融,将澎湃于心间的万千波涛,同三峡所见的逆风惊浪完全吻合,情溢于景,动人心扉,这也正是白居易山水吟咏的特有风采。
文章通过一个有官司勋却弃官司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和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本文反映了韩愈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他维护封建制度主张“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是不足取的。但能人“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之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最后以自鉴作结,实际上是规劝世人,意极含蓄。
在士大夫韩愈眼里,抹墙是种低贱之劳苦的手艺。却有人自得其乐,且谈吐不凡。问之,姓王名承福,世代为农。安史之乱从军一十三年,有官勋,却弃之归农。土地已失,抹墙为生三十年。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 曰,任有大小,惟其所能。曰,特择其易为之无愧者取焉。又曰,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之功小,不有之可也。 韩愈视其贤者,所谓“独善其身”也,又说他过多考虑自己,不肯为他人着想,责他认为家庭太过费心之不肯供养妻子儿女。愚不以为然。此人“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岂谓之“不肯拔我一毛之利天下”?之“妻与子”,人皆欲之。此人自知能薄,不足养之“不有”,恰是为人着想。嫁入他门得饱,随我则饿。生于他家则富足,生为我子则穷苦。如此,不若“不有”。 韩愈遇之之警,愚读之亦省。愚力不及圬者,智或有过之。当习之能,学圬者“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学圬者“劳无愧,吾心安焉”,学圬者“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吾能几何?吾当何任?吾家能养否?吾当鉴之,记之,不可忘也。
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