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这首诗赞叹王倚对作者的热忱招待,因诗中表现出发自内心的真情而感人至深。
王倚跟杜甫在此之前并无深交,家境自不富裕,见杜甫来访,颜色很不好,问知是打了三个来月的摆子,身体很瘦弱,十分同情,便打发人去赊购好米,又叫妻子亲自做菜备饭,割鲜沽酒,特产俱呈,竭尽全力,盛情款待,这令深谙“人生冷暖、世态炎凉”的杜甫大为感动,不觉手脚轻旋,沉疴为之顿起。对王倚古道热肠的盛情赞叹,就是对末世薄俗的鄙薄,懂得了这一点,就不觉诗人对一饭之德未免感激过分、对王生未免称许过当了。
全诗诗句平易,可知王倚并不是诗流。
送别,历来是文人骚客们吟咏良多,在不断求真、求情、求意的过程中常作常新的题材,就送别诗的整体情感内蕴而言,既有洒脱旷达之作,亦不乏深情绵邈之歌,但多针对一时一地所生之情慨然言之。韩琮此诗别具一格之处正在于其独具匠心,断然避开古已有之且渐成模式的豪情、悲情二途,从所有离愁别恨中提炼出送别时的共有情态。
“绿暗红稀出凤城”,“绿暗”“红稀”紧扣诗题“暮春”二字。鹅黄明丽、远有近无的嫩绿,只属于东风轻拂中万木复苏的早春,晚春风光,便是诗人在红绿色调鲜明对比中拈出的“暗”和“稀”。两词一方面如实描画了诗人眼中的景物:时序推移,草木的绿意在渐浓的春气里变深变暗,繁花满枝的景象也因之而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即使不曾“雨疏风骤”,“绿肥红瘦”亦注定要在晚春时节一幕幕上演。另一方面,“暗”“稀”二字也借景抒情,以色彩的暗淡和数量的孤单,来映衬送别之际主客同有的惆怅之情。
“暮云楼阁古今情”,送别,本就暗生愁绪,更何况是在最易触痛感伤的黄昏。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此时此刻,在这繁华至极的帝都,无数高楼画阁沐浴在落霞暮云之中,眼前景不经意间勾起了诗人无穷无尽的心中情。于是,契阔别离之情、壮志未酬之情、感怀伤时之情……跳跃着,翻滚着,一齐涌上心头,再融入生命体验中不可排遣的沧桑感,一时间,诗人恍然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让古往今来的相似情感重逢、共鸣,似乎从中获得了一种可以超越时光的永恒。这大概就是韩琮所言的“古今情”了。
末尾两句,则由次句“古今情”牵引而来。面对不可回返的流水,人们总是抱以时光流逝中所有美好事物一去不再的无奈与遗憾。“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如此,“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乌夜啼》)又何尝不是如此?诗人苦心告诫,让人“莫听”,却不曾言明其中缘由,是同于古人?异于古人?他将一个貌似平凡的悬念之花,选择在诗尾绽放。“流尽年光是此声”,原来“莫听”只是诗人情有所感之后对朋友发自内心的善意劝告。往日或许无妨,别人或许无妨,然行人不可听,别时不可听。只因送别的忧情,本就无法承受这潺潺水声惹起的无边之愁。
《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晚七绝上》云:“何仲德:为熔意体。敖英曰:日暮途穷之客,闻此诗不无怆然。”此“意”,即为送别之情,感怀之意。则“古今情”三字实为全诗灵魂所在。此诗首句隐笔蓄势,次句妙笔轻点,第三句转笔再蓄,末句合笔浓染。诗人于情、景之间自由出入,巧妙运用“绿暗”“红稀”“宫前水”等契合送别氛围的黯然意象,曲笔道尽衷肠,实现了一步一步情景交融的和谐美感。《唐诗解》卷三〇曰:“水声无改岁月难留,望宫阙而感慨者几人矣。人生过客,别离岂足多怅?”此说固然洒脱,但面对别离,心生愁意终是人之常情,故而前人有“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江淹《别赋》)之说。而这首内涵深广、情韵悠扬的作品,正是得益于其别具新意的艺术魅力,才在浩如烟海的送别诗中传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