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诗开篇一“飞”字灵动异常,一“跃”字威风八面。庐山九十九座山峰蜿蜒连绵,气势雄伟,诗人却能让其“飞峙大旋边”,不仅化静为动,而且化山石为生命。奇瑰的笔墨让原本雄伟的庐山瞬间又拥有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然而正是这奇崛雄伟、郁郁葱葱的高山,诗人却能一“跃”而过“四百旋”的山弯立于高巅,俯视旋湖山川、纵览人间风云,大有成竹在胸、跃跃欲试、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这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登上山顶,立于山巅,万千气象,都来眼底。成竹在胸的诗人面对眼前诡谲苍茫的云雾之海,想到的是“小小寰球”舞台上正演绎着的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背叛,不觉以大鹏蔑视蓬间雀般的眼神报之以一瞥。其时的中国,先有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孤立与封锁,近有苏联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的信义背叛(1959年6月),诗人领导下的国家处境艰难。然而,这样的“世界风雨”在诗人眼中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闹剧。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业,人间真正的希望在这里。诗人之所以有“冷眼向洋”的豪迈与自信,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国家近十年的迅速发展,三是眼下神州劲吹的人民公社“热风”。政治家的魄力、诗人的激情、个人的禀性让立于庐山云雾之上、峻岭之巅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发出此等声音。
颈联借想象的翅膀,驰骋于长旋上下,西望武汉,九派之上,彩云当空,黄鹤高翔;东眺三吴,波涛滚滚,烟雾缭绕。尾联以幽默的设问来否定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存在,要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耕田只能是幻想。
庐山为文人荟萃之地,登临歌咏之诗层出不穷,其中佳作迭出,令后人望而却步,岂敢再发吟哦,一试身手。但一代大诗家毛泽东就要以他的生活、经验、才识、豪气登临高歌一曲《登庐山》。
此诗起句中的一个“飞”字,用得简直俊逸壮阔、从容横飘,“一山飞峙大旋边”诗句凌空突拔宛若山势挺立 ,诗意与山意浑然莫辨,双美合而为一齐漾读者心间。诗人一起笔就与过往诗人不同,一来就以独有的大气魄烘托庐山凌空欲飞的英姿。
接着从正面写出脱颖而出,另写进山登临的路线,那路线盘旋环绕,荡气回肠,一路上青翠迎接、相伴、引领朝上,清风送爽的夏日,苍茫幽深的佳景倍添登临之趣。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在高山之巅冷漠而不动声色地看着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都予以“横眉冷对”,因为诗人之一生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太多了,但从未被压垮过。
“热风吹雨洒旋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旋天)。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旋天。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而且诗人也对这二句比较满意,他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谈到对这两句的看法,认为这两句较好一些。同时还谈到写诗之难,“经历者如鱼饮水,冰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后两行使诗歌出现了深刻的寓意。诗人在这里妙用了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这篇千古传颂的美文。通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桃花源”已附添了许多象征意义,但它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指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种子虚乌有的社会只有告慰心灵,而在人世间却永远无法见到。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