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雨后春景。瞧，雨后庭院，晨雾薄笼，碧瓦晶莹，春光明媚；芍药带雨含泪，脉脉含情，蔷薇静卧枝蔓，娇艳妩媚。这里有近景有远景，有动有静，有情有姿，随意点染，参差错落。全诗运思绵密，描摹传神，自具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十分惹人喜爱 诗人捕捉到春雨“万丝”的特征，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庭院一角，摄下了一幅雷雨后晴春晓日的精巧画面。
通过对偶形式，拟人手法，衬托庭院的华丽，描绘了芍药和蔷薇百媚千娇的情态。芍药亭亭玉立、蔷薇攀枝蔓延，故各有“含春泪”之态、“无力卧”之状。因其体物入微，情致蕴藉，通篇自具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展示了诗人对自然界景物、现象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摄取力、表现力。在意境上以“春愁”统摄全篇，虽不露一“愁”字，但可从芍药、蔷薇的情态中领悟，又曲折体现了诗人由于宦途艰险而形成的多愁善感的性格。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雷是“轻”的，雨如“丝”般，春雨的特色诗人只用两个字就揭示出来了。那碧绿的琉璃瓦，被一夜春雨洗得干干净净，晶莹剔透，犹如翡翠，瓦上还沾有水珠，在晨曦的辉映下，浮光闪闪，鲜艳夺目，令人心旷神怡——这是第二句所写的美
最“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两句诗人采用以美人喻花的手法，又加上对仗，确实是美不胜收。 李白笔下“一枝红艳露凝香”，白居易笔下刚出浴的“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妃，和第三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雨后的牡丹，犹如多情的少女，泪光闪闪，含情脉脉。 最后一句令人想起《红楼梦·史湘云醉眠芍药铟》那段描写：湘云“业经香梦沈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这醉卧中浑身洒满落花的史湘云，情思绵绵，百媚千娇，多像“无力蔷薇卧晓枝”。
《春日》因其体物入微，情致蕴藉，通篇自具一种清新婉丽的韵味，在意境上以“春愁”统摄全篇，虽不露一“愁”字，但可从芍药、蔷薇的情态中领悟，又曲折隐晦的反映了诗人由于对宦途命运艰险的恐惧，而形成的多愁善感的心理。
这首诗为山水名篇。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首联是写雨后山中秋景，由于这里人迹罕至，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两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颔联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洒脱，毫不着力。
颈联中诗人先写“竹喧”再写“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写到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和谐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希望过闲适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黑暗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的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
尾联则是诗人有感而发。虽然春光已逝，但秋景更佳，愿意留下来。其喜归自然，寄情山水，崇尚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不愿同流合污的感受。厌恶宦海之情溢于言表。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这首诗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丰乐亭在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丰山北麓，琅琊山幽谷泉上。此亭为欧阳修任知州时所建。他写了一篇《丰乐亭记》，记叙了亭附近的自然风光和建亭的经过，由苏轼书后刻石。美景，美文，美书，三美兼具，从此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丰乐亭周围景色四时皆美，但这组诗则撷取四时景色中最典型的春景先加描绘。第一首写惜春之意，第二首写醉春之态，第三首写恋春之情。
第一首头两句说：绿影婆娑的树木，枝叶连成一片，鸟儿在山上林间愉快地歌唱。阳光下和煦的春风轻轻吹拂着树枝，不少落花随风飞舞。“交加”，意为树木枝叶繁茂，种植紧密，所以枝叶交叉重叠，形成一片绿阴。“荡漾”两字写出春风在青山幽谷、林间草坪飘扬的神理，也写出游人在撩人春景中的愉快心境。明媚春光，令人心醉。诗人呢，野鸟啁啾，杂花乱飞，他一概不闻不见，他也进入了醉乡。次日酒醒，春无踪迹，原来已悄然归去了。第四句“明日酒醒春已归”，表面说醉了一天，实际是醉了整整一个春天。此句用夸张的语言反衬春景的迷人和春日短暂，带有浓厚的惋惜之意。
第二首前两句说：天上是淡云旭日，晴空万里；地上则是春草茂盛，蓬勃生长，碰到了游人的衣襟；而飞舞着的杨花、柳絮洒落在游人的春衣上，“拂了一身还满”。一个“惹”字写出了春草欣欣向荣之势，春草主动来“惹”人，又表现了春意的撩人；配上一个“拂”字，更传神地描绘了春色的依依。此句与白居易的名篇《钱塘湖春行》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两句相比，功力悉敌，简直把春景写活了！
第三四句写游人兴之所至，来到丰乐亭，在亭西碰上了欧阳太守。太守在于什么呢？他双鬓和衣襟上插满了花卉，坐在竹轿上大醉而归。篮舆，是竹轿。他不乘一本正经的官轿，而坐悠悠晃动、吱嘎作响的竹轿，显示出洒脱不羁的性格。因为坐的是敞篷的竹轿，嵌而人们得以一睹这位太守倜傥的丰采。
第三首写青山红树，白日西沉，萋萋碧草，一望无际。天已暮，春将归，然而多情的游客却不管这些，依旧踏着落花，来往于丰乐亭前，欣赏这暮春的美景。有的本子“老”字作“尽”，两字义近，但“老”字比“尽”字更能传神。这首诗把对春天的眷恋之情写得既缠绵又酣畅。在这批惜春的游人队伍中，当然有诗人自己在内。欧阳修是写惜春之情的高手，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有句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真是令人肠断；而此诗“来往亭前踏落花”的多情游客，也令读者惆怅不已。
综观三诗，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鲜艳斑斓，多姿多彩；抒情，明朗活泼而又含意深厚。三诗的结句都是情致缠绵，余音袅袅。欧阳修深于情，他的古文也是以阴柔胜，具一唱三叹之致。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名作《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来欣赏这组诗，更能相映成趣。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沈亚之落第还家，李贺写诗进行宽慰，这本是一般性的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的切身之痛，对科举制的体察，所以发出愤激之词，痛斥主考官有眼无珠，在光天化日之下“掷置黄金解龙马”可谓是字字珠玑，铿锵有力。
此诗以七言歌行体写成，十六句三次换韵，形成四句一段的结构特征。
开头四句写沈亚之下第“出都”。因下第，怀才不遇，故曰“怨”。桃花千里红，固然写眼前景，亦以此反衬内心之悲。
次四句追写沈亚之初次应试入京的情景。五六二句极赞其“书”之精，诗意与“书不中第”相对应，以突现礼部选材之不公。七八二句谓沈亚之远涉烟波，怀“雄光宝矿”之才华，上献春卿。
再次四句写礼部官员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辨优劣，致使沈亚之下第，重入家门。这四句获得清人姚文夑的极度赞赏。
最后四句则寄予厚望，鼓励朋友振作精神他日再试。诗为送别之作，需要为落第之友着想，因而“携笈”二句表示出对朋友的深切关怀。
诗中“古人三走”的典故用得贴切自然，画龙点睛。诗人慨叹沈亚之下第，其实就是慨叹自己下第，他慰勉沈亚之，也有自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