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六首,是樵夫李定所唱。
渔翁张稍和樵夫李定,是两位隐于渔樵的幽人雅士,因为现实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宁可去捕鱼打柴,也不肯去同流合污。他们在诗词中反复赞美渔樵生涯,以此与名利场中做对比,来反衬现实的黑暗。这首词,在迫求”随心快”、“殊自在”、“无挂碍”、“无利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在对渔樵隐逸生活歌颂、赞美,甚至是美化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兴亡、朝代的更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不管人间兴与败”,在这历史虚无感的后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彻底否定。
这首诗首诗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到处硕果累累的景象,突出了农民辛勤劳动获得丰收却两手空空、惨遭饿死的现实问题。
本诗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再推而广之,展现出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生动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这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
“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这一问题。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去思索。要把这两方综合起来,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这首诗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并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个“农夫犹饿死”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
《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野歌》在李贺的诗作中别具一格。诗的开头两句:“鸦翎羽箭山桑弓,仰天射落衔芦鸿。”表象地看是写仰天射鸿的高超射技,实际上是借此喻指诗人凭借出众才华来到京都准备在应举考试中摘冠折桂。其中“弓”、“箭”喻指诗人的文学才华,诗人要仰望的天街是京都,诗人要射落的“鸿”是要折桂中举。诗人以形象化的比喻描绘出自己的理想宏愿。事实上,凭着令位尊名重的文学家韩愈大为赏识的文学才华,诗人要应试中举犹如“仰天射落衔芦鸿”一般,容易得手。可正在诗人踌躇满志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嫉妒诗人才华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参加礼部的考试,甚至有人攻击他“轻薄”。这一意外的打击使诗人无缘中举,只得懊恼地回到家乡。
诗的三、四句“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正是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排解郁结在心头的苦闷与悲愤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遭谗落第,仕途受阻,诗人自然会产生沮丧、懊恼、悲怆之情,诗人自然会有不遇之感,有愤懑要发抒。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虽遭受意外的人生挫折,但内心依然充盈着入仕的锐气,期望冲破困境,寻求光明未来。所以,他很快从颓唐中振作起来,如同在《开愁歌》中以“临岐击剑”、解衣贳酒、“壶中唤天”的狂放方式抒发仕进受阻的激愤一样,诗人以肥衣冲风、带酒晚歌的洒脱方式表达对嫉妒、诽谤自己的可恶小人和听信谗言、草率取士的礼部考官的极大愤慨。应该说,中举的期望值越高,希望越大,落第的打击会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成的愤慨也就越强烈。诗人这种特有的洒脱方式正是内心强烈愤慨的自然渲泄。不唯如此,“麻衣黑肥冲北风”中的“黑”与“北”二字也值得特别关注。“黑”字隐约给了诗人一种环境过于压抑和阴森的感觉,“北”风让诗人敏感于世风的炎凉,人情的冷漠。置身于如此压抑和阴森的社会环境,面对如此炎凉的世风、冷漠的人情,诗人依然肥衣冲风、饮酒高歌,其感情何其沉郁愤激,其气概何其慷慨豪迈!如此开怀畅饮,长时间纵情高歌,一个豪放、洒脱的诗人形象便宛然如立眼前。
诗的五、六句“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是诗人不甘沉沦的自勉。尽管自己落第与别人折桂的不同遭遇(“枯荣不等”)令人沮丧、懊恼,造成这种不公平命运的礼部考官(“天公”)理当受到责怪,然而诗人相信总有一天会“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挐云”(《致酒行》)。在他心目中,严冬过后终将是生机盎然的春天:“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烟蒙蒙。”他能够乐观自信地在困境中唱出“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的诗句,迸发出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呼声。正因为诗人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心,因此他在遭谗落第回到家乡的同年秋天(元和三年九、十月间)再次来到洛阳寻求政治出路,冬天西去长安求仕,第二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春天谋取了奉礼郎一职,当上了从九品上的小京官,终于开始了他并不适意的政治生涯。
整首诗扣题叙事,前四句叙事,后四句抒怀。因事抒怀,叙事抒怀,紧密关联。叙事之中有援箭引弓、仰天射鸿、肥衣冲风、饮酒高歌的形象描写,有箭飞弦响、大雁哀鸣、北风呼啸、诗人高歌繁多声响的奏鸣渲染。抒怀之时有感叹不遇、不甘沉沦的内心表白,有寒风变春柳、枯柳笼轻烟的艺术遐思。叙事之中以形象的描写、声响的渲染抒泄身受压抑、才志不得伸展的强烈愤激,抒怀之时以内心的独白、艺术的遐思表达出乐观、自勉之情。愤激之中呈现出狂放、豪迈、洒脱的形象,自勉之时犹见积极用世、奋发有为之志。这样,诗人受压抑但并不沉沦,虽愤激犹能自勉的情怀充溢在诗的字里行间,让人读来为之欣慰和感奋。
这首诗描写真州景物风情,表现了真州景物的美丽、真州风俗人情的淳朴。
清新自然是这两首诗的特点。诗中景物淡远幽雅,特别是前一首写渔村的景物,为前人之诗所少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这些景物都好似是诗人触目所见,信手拈来,十分自然。而所表现的诗情画意也是十分自然,宛如一幅天然的渔家生活图画。
其次是含蓄而有意味。作者虽在描写景物风情,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含而不露地隐藏其中。前一句描写渔村景物和渔人生活,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渔村美丽景物和渔人自食其力生活的赞赏。后一句描写真州农村的耕作和习俗,也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对真州农民勤劳和淳朴人情的喜爱。含蓄的写法,使两首诗情外有味,读者若不细心思考品嚼,很难理解作者实际情感,自然也难于见得其诗之妙了。
清人评曰:“第四句乃此诗精彩佳妙所在,为一篇之主,前三句凑泊成趣,为一篇之客,此诗请客之法也。但主客要照应相配。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