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江上旗亭,送君还是逢君处”两句起笔,写出离别的地点在“江上旗亭”。在江边小酒楼里为朋友饯行。离愁难堪,更何况“送君还是逢君处”。过去欢乐地相逢在这个地方,而眼下分手又是在这同一个地方;以逢君的快乐衬托送君的悲哀。抚今追昔,触景生情,更令人不堪回忆过去。
“酒阑呼渡,云压沙鸥暮”二句,写作者与友人不得不分手时的无限眷恋之情。之所以“劝君更进一杯酒”,是因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不知何日再次相逢。尽管深情留连,眷恋不舍,但酒阑日暮,只得分手,只好呼唤渡船载友离去。苍茫的暮霭中,只有沙鸥在低暗的云层下飞翔,离别而去的朋友,犹如眼前这“天地一沙鸥”,行踪不定,浪迹天涯。而送行者的此时的心情,又好像周围四合的暮云一样黯淡无光,这里“酒阑”与“旗亭”互相照应:“呼渡”、“沙鸥”与“江上”照应。
下片“漠漠阑阑,香冻梨花雨”,承接上片结句的句意。写出作者与友人分别时的无限愁思。“香冻”和“梨花雨”,可见此时正是春天。潇潇暮雨洒江天,天解人意,好像为离别而洒泪,云霭弥漫,春寒料峭,此时此地,此景此情,怎能不使人“添愁绪”呢!“添”,给本来已贮满愁绪的心头,又增添了几许愁绪。结句意蕴深远:“断肠柔橹,相逐寒潮去。”
随着那令人闻之肠断的船桨声,朋友所乘之船与寒潮相逐逐渐远去,船橹击水声则愈来愈弱,而伫立江岸的词人的心情,即久久不能平静。独立苍茫,暮雨潇潇,柔橹远去,心随船往……这是一幅非常使人动情的“暮雨江干送行图”。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