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李珣也曾写过一些隐逸之词,如《渔父》、《渔歌子》等。这首《定风波》是借范蠡事以明己志。范蠡亡吴霸越之后,功成身退,乘一叶扁舟泛游于五湖之上,啸傲风月于山水之间,过着隐逸生活。作者对他深怀仰慕之情,认为其人高洁无上。词的开头即点明他志在烟霞,仰慕隐沦,赞颂范蠡,也是表达自己的心愿。次句是说范蠡功成身退,泛游五湖,饱赏湖上春光。接句续写退隐之乐,一叶扁舟,徜徉湖上,舟中饮酒吟诗,其乐融融。“云水”二字概括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好,令人陶醉。这时便深切地意识到无官一身轻的愉悦。这反映了作者对世俗的厌倦。
下片继续写隐逸之乐。与“花岛”为邻,鸥鸟为伴,隐居于奇山异水的幽深之处,生活是何等的安闲恬适。在这里长年看不见追名逐利的流俗之辈。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了老子所说的“希夷”的微妙境界了。果真能得到老子所说的微妙之道,心中怎能不暗暗自喜。结句“荷衣蕙带绝纤尘”,又用神的服饰,比喻隐者的高洁和一尘不染,大有飘飘欲仙的况味。
全词表现仰慕隐沦,申明作者抱有与范蠡同带的烟霞之志。范蠡归隐是在功成之后,见越王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之同安乐,便毅然退隐。而李珣“以秀才豫受宾贡,事蜀主衍”,未能立功,即遭亡国之痛。两人同是退隐,却心境不一。此词纯用白描,直抒胸臆,与作者所写的风土词不一样,在“花间”词里也属罕见。
词作上片写楚江垂钓,犹如一幅清江月夜独钓图。“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写蓼花盛开,芦叶凋零,对仗工稳,色彩明丽。“夜深玉露初零”一句,点明季节和时间。作者选取了三种最能表现秋江夜色的典型景物,透过设色的明与暗,造境的野而幽,烘托出江边的凄清气氛。这是写地上所见。
接着再对秋夜江天作大笔的渲染。“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秋高云淡,水天一色,境界阔大,虽其间有败芦残苇杂处其间(这正所以成其为秋景),却并不怎样令人感慨兴悲。开头五句全是写景,似乎完全不夹杂人的感情,但“一切景语皆情语”,秦观所作的这种景语,与他所要抒发的感情水乳交融,从而收到借景抒情的艺术效果。
“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转入情事的抒写。小艇、孤篷,又是独棹——船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景况应该说够寂寞了吧。可是这位独棹孤舟的人,却是悠哉悠哉地驶过烟雾迷离的沙岸小洲。这里词人透过表达特定情境的“独”、“孤”、“小”和“悠悠”等字,把一件本是江中荡舟的极平常事,不仅写得曳生姿,而且充分表达出此刻他的生活情趣。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孤篷小艇”停了下来,接着道“金钩细,细纶慢卷,牵动一潭星”。他垂钓江中,悬着细钩的丝线,慢慢的从水中拉起,倒映水中的星星,似乎也被牵动起来了。“慢卷”,表明垂钓时的闲裕,与“悠悠过”绾合。而收卷钓丝后泛起水面涟漪,向外扩展,使一派水面上倒映的星光动荡不已,十分美妙。秦观《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词里也有“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之句,写的是夜泊潇湘浦口,月高风定,秋水澄蓝,水不动,星亦不动,如浸水中,一片静景,与此词的丝纶垂钓,“牵动一潭星”的以动写静,各擅其妙,可谓善写水中星影者。上片有景物有情事,景物和情事的搭配,表现出泛江垂钓者的悠然自得情趣。
过片三句是上片结尾三句情事的继续,只不过不再是垂钓,而是吹笛了。“时时横短笛”,看来当天夜晚,当小船悠悠地水面漂动时,当“丝纶慢卷”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吹过短笛。寂寞秋江之上,当他吹笛发出悠扬之声的时候,他觉得陪伴着自己的有“清风皓月”,彼此都脱略形迹,忘却你我的区别,物我一体。这几句,写出了词人此刻的怡然自得,更写出了他的恬淡情怀,或者还微微夹杂一些儿感慨吧,所以逼出来下面似达观似郁结的一句:“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秦观早年一度漫游,过的是“泛梗飘萍”的生涯。不过词人说“任人笑”,表明自己并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还要“饮罢”而“醉卧”,因为对于世间烦恼扰心的种种不如意事,有耳朵也不会去听了,正所谓“尘劳事有耳谁听”。
最后三句,“饮罢”“醉卧”之后,一枕沉酣,直到天明。秋江风静,水波不兴,人已忘掉尘世间一切烦恼,尽管太阳高高升起,他还躺在枕上,酒意刚醒。只有通过醉酒,才能置“尘劳事”于不顾,这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仍存在着矛盾和痛苦,因此须借助饮酒麻痹自己的心灵。
全词先写景,后写人,写景则着意描写特殊环境,写人则着重描写个性形象。如此层层写来,精心点染,细致描绘,一个特殊环境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一幅生动的楚江月夜独钓而又独饮醉卧的画面,清楚地呈现读者面前,从而使人们感受到词人看似然、坦然,实际上郁积着不平和愤懑的心情。
这首词,颇受东坡文风的影响。只是,东坡可以无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沧桑孤独,可以做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无碍,而这些在少游的生命中,却只是一枕黄粱,鸡鸣之后,繁华酒醒,斯人不仅依旧寂寞,更无故添了些许断肠相思。如果说,东坡词超脱旷达,让人心向往之。那么,少游词则是柔婉凄凉,不知不觉中沁入人的心脾。两者各有各的好处,毕竟少游和东坡的心性,一个在云,一个在水,相隔太远。
此诗描写蜀中四月的情景,壮美与纤丽互见,宏观与微观俱陈。细雨迷蒙,密雾难开,春水盈野,一派浩渺,意境壮阔。
诗中的“南京”是指现在的成都,“犀浦道”指唐代的犀浦县,现在四川郫县的犀浦镇就是当年犀浦县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