鬓秃丝难理，诗工锦不如。
登山灵运屐，下法少游车。
子念从吾隐，吾能授子书。
鬓秃丝难理，诗工锦不如。
登山灵运屐，下法少游车。
子念从吾隐，吾能授子书。
第一首，起句先写重阳后的菊花无人观赏。“寂寞”，无人到来；“东篱”，特指菊花栽种之地；“湿露华”，菊花带着湿露，犹鲜嫩可爱。后三字与前二字对照，以见无人见赏的可惜，七字之中，自为比照，词意充实。第二句又申述菊花之美，与重阳前比较，进一步比照。“依前”，不异重阳之前；“金靥”，形容金黄色的菊蕊；“照泥沙”，光彩照地，然只独照泥沙，有伤叹之意。第三四句“世情儿女”指世俗之人；说他们没有超脱的情趣，即“无高韵”，所以只能应着节日故事，“看重阳一日”之“花”，实际上意在求福求寿，不解赏花。此诗借看菊事刺世人庸俗。
第二首，起句写过了重阳“登高节”后，菊花尚新，也即第一首前二句的意思。第二句写“酒徒”与所谓的“诗客”，都没有声息了，不再来赏菊花了。第三四句说菊花在节日与节后受人们的不同对待，恰好像当官的人辞官之后，“亲交”都不再“到门”探访一样。范成大做过大官，这时“致仕”家居，大概也尝过世人这种冷淡的况味，故见重阳后的菊花有感而一发之。这首诗借看菊事刺世人的“势利”。
此词写女子春日怀乡之情。上片描绘室内之景。起拍二句写晨光透过窗纱，照着室内的香炉和屏风上并碧山。这是清晓时分典型的香闺景致。“碧”字用于句末，分量特重，其意脉与下句“故乡春”相连，由屏山碧翠，联想到故乡的山水也是一派春色，非常自然。怀乡之情，自在其中。紧接着由对屏风的描摹，顺势交代女子滋生出对于自己故乡春景的思恋；然而烟霭远隔，归途渺远，只能令人徒增怨叹。“烟蔼”二句接“金鸭”而写，兰灯已灭，室内的香烟还弥漫着，眼前如雾如霭，营造出一种迷茫的愁思境界，乡思蒙上了一层愁的阴影。
下片转写室外，紧接上片而来，写女主人公思乡的焦渴心情。“宿妆”二句写她未曾梳妆就登高眺望故乡，而所见到的是千里云影，“薄”是因遥远而显得模糊。近看则是芳草平铺，花落燕飞的暮春景色。在这景色中，女主人公惆怅的感情，已不待多言。最后三句极写暮春景象，又以“燕双飞”反衬出女主人公孤身独处的凄凉。这些景色，无不加深着换头处“惆怅”二字的色彩。词的下片将思乡情怀引向更为广远的境界，而且通过云影、芳草、落花、双燕等自然景物的渲染，越发增添了鲜明生动、清新疏朗之气。结尾三句又以景结情，含思悠远，感到余韵袅袅，余味无穷。
辽阔中原的沦陷和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历史巨变，如地裂天崩一般震荡着整个赵宋王朝。然而，面对惊人笳鼓、半壁江山，以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代表的大官僚地主贵族集团，依然流连于灯火楼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苟且偷安，他们不惜卖国求荣，俯首听命于金人；对内则煎迫百姓，构陷忠良。社会的急剧变化，也震撼了文坛，许多作家，目睹凄惨苍凉的景象，忧虑动荡危难的局面，为拯救国家，收复中原，献策献计，也写下了不少慷慨激昂之作。但是，“诸君尚守和戎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最后，他们都只能洒下那“爱君忧国孤臣泪”而徒怀一颗“临水登山节士心”了。
张元干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他这首《卜算子》写于他退居故里游览山水之时。
上片写景：清柔、高远。
“风露湿行云，沙水迷归艇”：“沙水”，即沙溪，闽江上源之一。句意谓：独自摇荡着一叶小舟在静夜里归来，爽风夜露，行云舒卷；沙溪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使小舟迷失了归路。一起句，作者就用“风”“露”“云”“水”“艇”几个字，淋漓地描绘出了一幅夜间泛舟归来清幽、静逸的画面，显然是环绕着归艇来“布景”的。接下来就引出艇上之人了：“卧看明河月满空，斗挂苍山顶。”小艇既已迷失航路，人也好借此机会躺上一躺，于是，枕着小舟，抬眼望去，那深远的天宇上，银河横亘，月华明朗，北斗七星闪烁在静穆的苍山顶上。这一句所织成的意境与前句紧承，依然是悠然闲适，但却显出博大的气势。
下片抒情，深沉、壮烈。
宇宙的辽阔，星月的永恒，常会引出人们的千古思绪：“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句意谓：历史长河悠悠流转，唯有那茫茫苍天永存，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生境况是如此悲凉。到此句，着一“悲”字，则前面的“静”非“静”，“闲”也非“闲”了。此处作者思古抚今，大有唐代诗人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歇拍二句是：“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句意谓：心中沉闷极了，只说一醉方休罢了，不料醉中也挥舞起宝剑来；沙溪的潮水退下去了，深夜的秋江变得更加凄清寒冷。张元干在《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中也有“谁伴我，醉中舞”之句，与此同一机杼。“起舞闻鸡”，据说晋代祖逖与刘琨共被同寝，中夜闻鸡而起床舞剑。这里作者借用典故，既回映上文思古之心，又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怨。全词就在这一腔愁苦难遣之情中使抒情达到高峰时戛然而止，但那韵外之味却袅袅绵延不绝。
这首词在形式上，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但上下片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景色清丽寓幽怀独抱；意象阔大衬悲壮情怀。景为情设，情由景生，又一次展示了张元干“长于悲愤”的词风。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