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寄赠词。词作上片写苏昆生的沦落及节概，凛凛动人语意极为沉痛；下片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气势雄壮，写苏昆生凄凉晚景，凄恻生悲。词采用倒叙手法，表达对苏昆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凄凉怀抱。
词作上片描绘苏昆生沦落半生的遭际。首句“吴苑春如绣”，点明时令和地点，这为反跌下面描述苏昆生的坎坷遭遇作了铺垫。接写“笑野老、花颠酒恼，百无不有”，句首用一“笑”字，表明作者对此持不以为然、冷眼旁观的态度。先以“野老”作陪衬，下面写苏昆生：“沦落半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欤吾友？”正面直叙苏昆生半生沦落失意，在那些“花颠、“酒恼”人中，他找不到知己，只与吹箫者屠狗者等市井辈为友。伍子胥与高渐离，皆身处下层，隐于市井是有节概的豪侠之士；且二人一吹箫、一击筑，都精于乐器，由此见出苏昆生不同于寻常艺人。这里以问句加以强调，起到赞扬的作用；亦暗示左良玉一死，苏昆生失去知己。
结末：“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泪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这三句写作者听了苏昆生悲壮的歌声，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更有故国黍离之悲“河满子”。“泪湿青衫透”，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但作者的泪与白居易的泪，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的“青衫湿”是因为自感和弹琵琶的商妇“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而引起了共鸣；而作者今日听到苏昆生的歌唱落泪，却是因南明覆灭的亡国之恨而引起，这里的“非关”二字，可谓沉重至极。“是鹃血，凝罗袖”将无限的亡国之痛，深蕴其中。由此收束上片，转入下片。
词作下片从回忆当年左良玉军容盛况，转到苏昆生当前的凄凉暮年。开首三句：“武昌万叠戈船吼。记当日、征帆一片，乱遮樊口”，描绘当年左良玉正要发兵东下，讨伐奸党马士英时的军容盛况。从用词“吼”、“征帆”看出，左良玉的军队正有所行动——东下讨伐。这里作者以夸张手法，以声音“吼”、动作“乱遮”制造了声势和气氛，写出左良玉军容所不可阻挡的势概。这实也是侧写苏昆生，当时他正在左良玉幕中，获得知己之时。然而“隐隐柁楼歌吹响，月下六军骚首。正乌鹊南飞时候”，“隐隐”句为过渡“月下”句，隐喻左良玉之死，“正乌鹊”句喻苏昆生沦落无依。“正乌鹊”与前面“沧落半生知己少”相应。可见，前面竭力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正为了反跌苏昆生目前之凄凉。接写目前：“今日华清风景换，剩凄凉、鹤发开元叟。”前句暗喻改朝换代一明亡后句以唐代著名乐师李龟年比苏昆生，用“开元”表明他为前朝旧人。“风景换”，喻江山易主。结末：“我亦是，中年后。”言外之意，作者自己也是“开元鹤发叟”。这是安慰苏昆生，也是写自己的沦落之悲与故国之思。语意表面看来是以淡笔出之，然内涵丰富，感情沉重。
整篇词在写作上，用喻贴切，以李龟年喻苏昆生，二人在特长、思想、节概、遭际及所处时代特点都极其相似；运用夸张手法，写左良玉军容之盛，而以反跌手法，写苏昆生暮年之凄凉，均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歇拍二句，转述自己，看似平淡，实蕴含了词人无限的感慨。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三月过行宫》是一首七绝。作者经过行宫，时当阳春三月，看到的是一派春景：“渠水红繁拥御“墙”，诗起句写宫墙外侧，御沟之中，水荭茂盛，白蒿繁密。全诗中实写竹宫春景，仅此一句。接下“风娇小叶学娥妆”，始由眼前水荭生发联想，由实返虚。“风娇小叶”，指荭，红茎，叶片嫩绿，叶上有淡红色茸毛，摇曳风中，色状娇艳。作者忽然觉得，它多么像宫女新妆的红颊翠眉。两种事物，一般新艳，可谓神似。诗起二句，由景及人，辞美，意想亦美。而就全诗之文势而言，则是欲抑先扬，引起下文。
“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宫女虽曾有春天般的时光，虽曾有水荭新蒿般娇嫩柔美的容貌，但在寂寞深宫里，经不得春去冬来，几度垂帘，青春转瞬即逝，红颜须臾便老，这种千年长锁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诗的后两句，作者用“几度”与“千年”对举，表现宫女们青春易去而寂寞长在的凄苦哀怨的不幸生活，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
李贺诗在艺术上以奇丽为其特色，这首诗也表现了这一点。李贺诗的奇，主要在取材和构想上离绝凡近，出人意表。而这首《三月过行宫》更体现出作者构想的奇妙。诗人由御沟荭蒿的春景，一下子便联想到宫女的容颜，然后再联想到她们长锁深宫的生活遭遇，思绪由实而虚，以小见大，从具体的实景到概括的抒情，脱落俗套，与一般宫怨诗的艺术构思不同。而色泽明丽、词藻华美，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首《嘲桃》讽刺桃花在春风中扬扬得意之态和忘恩负义的恶行。
桃花当然是美艳的，“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可爱艳丽的小桃花在水井旁活泼地绽开着花蕊，那平静深碧的井水中也倒映出桃枝光彩洋溢的花影。井边一树桃花，这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写意画，充满了诗意与色彩的明暗对比。桃花的美丽还在于它早开，桃李报春，得风气之先。那妖艳的花枝在和暖的春风中摇曳招展，风姿绰约，确是迷人。然而，就在桃花得意扬扬的时候，它忘了是谁将它催开。非但如此，它还一边炫耀它的美艳，一边却嘲笑它的恩人一一春风的无形无色。“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何等薄情，何其忘恩负义。美艳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可因此而自炫；美艳也不全是天生的，有时会得益于各种有利条件，所以，更不可因此而忘乎所以。“嘲桃”是一种比喻，愿人们以此诗中的夭桃为戒。
全诗采用讽谕的手法，表面嘲桃，实际嘲人。首句嘲桃之撒赖元行，次句嘲桃得意之早，三句嘲桃之无能耐，四句嘲桃以怨报德。从表到里，最终揭示了其卑劣无耻的本质，真是深入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