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铺陈的手法，叙写守边战士生活，抒发自己对冲杀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战士的赞颂之情。
开头“二十逐骠姚，分兵远戍辽”两句，用二十岁远离父母随武将守边的事实，暗示了青年战士的远大理想。为了使自已能履行光荣神圣的使命，不得不“雪迷经寒夜，冰壮渡河朝”，历经千辛万苦，日夜兼程，以此衬托了战士们为国事、不怕栖牲，不怕困难的高尚情操。从第三句的“迷”和”马”两种事物，烘托出战争的频繁和应战之急，这些都是对腰横宝剑的守边战士英雄业绩的具体的描写。
这首诗在意境的熔铸上也突出了诗人的襟怀，从而呈现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足见诗人立足之高及构思之深。诗从二十出征、雪迷寒夜、冰渡河朝、放迷难下、骑马来调等儿处进行描写，有的从时间上，有约从地域上，有的从人们所熟悉的事情上着眼，用典型事例，突出战争的频繁及战士们守边的坚定信心。这就体现了作者审美情趣的高远。他不用神驰般想象，也没有面面俱到地描写，既不横溢太空，也不纤回萦绕，最终塑造出了守边战士完美的艺术形象。从中可见作者雄浑悲壮之情，唯其立足高，取境才能深，要精深，还要有含量的道理。仅六句，就将边塞战争、外敌入侵、守边战士的英武一一呈现出来，的确达到了“以少许胜多许“的效果。尤其最末一句，收尾有力，有余音绕梁三日之感。不容置疑，这是作者主旨所在，他径直抒发感情，匠心独运地揭示出为国事“看取剑横腰”的大义。语言虽直，却不失欢宕流转，意到笔随，洒脱自然。
诗中刻画了“二十逐嫖姚，分兵远戍辽”出入于塞外的将军形象，即使“雪迷经塞夜，冰壮渡河期”,“万里配长陉，连年惯野营”周遭环境异常恶劣，也难泯报国之志，“入群来拣马，抛伴去擒生”,“间看行远近，西去受降城”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折服。而这种“小儒何足问，看取剑横腰”，渴望建功立业“俱怀逸兴壮思飞”之感，又独非诗中“将军”所愿，亦是张祜梦寐以求、魂牵梦绕立功边塞的最大愿望，其诗中分明有一个手持刀枪出入敌阵，渴望建功立业的“我”的身影。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祜此类边塞乐府诗中，感受到隐藏在诗歌文本之后，一个对边境局势极端关切，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的形象。
这首诗的前两句（首联）总领全诗，介绍了睦州的位置并对睦州山水
做出了评价“实可怜”，赞赏有佳。之后四句（颔联、颈联）便细说睦州的山山水水，鸟树风光。睦州山水在诗人的诗句中是秀丽的，由景见情，可见当时杜牧心境还是轻松的。诗人按照自然语言规则，选用平字，“好树”“幽鸟”“晴楼”“野烟”都是静态意象，中间加上“家”字、“入”字则使这些不同的意象连接并生动起来，意即：鸟儿在树上发出悦耳的叫声，更显出树木的幽深、寂静；袅袅的炊烟，使日光照射下的小楼似乎被浸在其中，若隐若现。有力的传达了诗人丰富的情感。
实际上睦州是一个远僻小郡。诗人后来在描述这里的环境时写道 ：“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诗人离家愈来愈远，思乡之情愈来愈浓。诗中后两句（尾联）“残春”“落花”，透露出伤春之感；“杜陵客”反映出诗人的思乡之情。结合诗人此时外迁的经历，诗人内心苦闷，对仕途坎坷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五律诗，短短四十个字，将睦州的风光描写得淋漓尽致，尽善尽美。又感于时节，将诗人内心的情感表露。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