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这首词的内容和作法与一般的词不同,其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与对茂嘉的送行无关,而专门罗列古代的“别恨”事例。形式方面,它又打破上下片分层的常规,事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作者平时胸中郁积事多,有触而发,非特定题目所能限制,故同类事件纷至涌集,而不为普通的诗文格式所束缚。
词的开头几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采用了兴与赋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说它是“赋”,因为它写送别茂嘉,是在春去夏来的时候,可以同时听到三种鸟声,是写实。鹈鴂,一说是杜鹃,一说是伯劳,辛弃疾取伯劳之说;说它是“兴”,因为它借闻鸟声以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之感。伯劳在夏至前后出鸣,故暗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以兴下文“苦恨”句。鹧鸪鸣声像“行不得也哥哥”;杜鹃传说为蜀王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常悲鸣出血,声像“不如归去”。词同时用这三种悲鸣的鸟声起兴,形成强烈的悲感气氛,并寄托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接着“算未抵、人间离别”一句,是上下文转接的关键。
它把“离别”和啼鸟的悲鸣作一比较,以抑扬的手法承上启下,为下文出的“别恨”作了铺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两句,有人认为写的是两事:其一指汉元帝宫女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离开汉宫的事;其二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辞别“汉阙”,幽闭长门宫。也有认为只写一事的,谓王昭君自冷宫出而辞别汉阙。今从多数注释本作两件事看,“看燕燕,送归妾”,写的是春秋时卫庄公之妻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州吁作乱,完被杀,戴妫离开卫国。《诗经·邶风》的《燕燕》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引用了汉代另一个典故。汉李陵抗击匈奴,力战援绝,势穷投降,败其家声;他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守节不屈。后来苏武得到归汉机会,李陵送他有“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之语;又世传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等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故事。相传送行者都穿戴白衣冠,荆轲临行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上这些事都和远适异国、不得生还,以及身受幽禁或国破家亡之事有关,都是极悲痛的“别恨”。这些故事,写在与堂弟的一首送别词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沉重、悲壮之情。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又是承上启下的两句。句中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为下句转入送别正题作了省力的铺垫。“谁共我,醉明月?”承上面两句转接机势,迅速地归结到送别茂嘉的事,点破题目,结束全词,把上面大片凌空驰骋的想象和描写,一下子收拢到题中来,有此两句,词便没有脱离本题,只是显得善于大处落墨、别开生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不愧为宋代一代文豪!
辛弃疾的这首词,之所以感人,除了其感情、气氛强烈外,还得力于它的音节。它押入声的曷、黠、屑、叶等韵,在“切响”与“促节”中有很强的摩擦力量,声如裂帛,声情并至。古人对此词推崇备至。
《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这首“哭花”的小诗,以落花自比,借哭落花以抒发身世之感,悲愁、愤懑之情一贯到底,读来感人肺腑。
首句写花儿迟开。“香结”,即香气凝结。“破颜”,把花比作美人,指花开。全句意思是;曾经发愁花儿开得很迟。起笔便言愁,为全诗定下了愁的基调。
第二句写花儿很快就凋落了。“妖红”,形容花色十分鲜艳。“委地”,即落地。全句意思是:如今看见花时,红艳艳的花瓣儿落了一地。通过花儿凋落的惨象,写花儿既迟开又早落的悲惨命运,承接第一句的愁,进一步言悲。
第三句直接抒发作者的身世之感。“争”,即怎、怎么。全句的意思是:如果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落花,怎么能不失声痛哭?我们知道,心情愉快的人见到落花,并不会产生伤感的心情。作者之所以因花迟开而愁,见花早落而悲,完全是因为作者因不肯附“逆”而遭忌后满怀悲愁愤懑之情的缘故。落花触发了作者的身世之感,作者带着身世之感看落花,便更觉落花之悲惨,因此便按捺不住发出了“若是有情争不哭”的呼声。
第四句进一步抒发身世之感。“西施”是越国的绝色美女,为了国家的命运而嫁给吴王,功成后随范蠡泛舟五湖,传为千古佳话。作者以西施比喻花,极言花之美丽、高洁。全句意思是:昨夜一场无情的风雨,葬送了西施一样美丽、高洁的花。这一句是对花儿凋落的原因的解释,也是承接第三句,进一步抒发作者的悲愤之情。自然界的风雨,象征着政治上的腥风血雨。对自然界风雨的愤恨,也是对政治上邪恶势力的控诉。白热化的激情,通过精巧贴切的比喻表达出来,就使这句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成为被后人传诵的名句。宋代大词人周邦彦就化用这句诗的诗意,在《六丑》一词中写道:“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 这首诗因景生情,融情于景,以景托情,主观感情和客观描写高度统一,写得深婉感人,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