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