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
第一首诗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蟾宫阆苑。诗人首先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想”即像。“花”指牡丹花。读解这一句，是可以双解的，或者说，看见天边的云彩就想起杨贵妃的衣裳，看见娇嫩的牡丹花儿就不由得想起杨贵妃的容颜。诗人通过“云”与“衣裳”，“花”与“容”的相似性，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衣着的绚丽轻盈，容颜的娇嫩可人。也可以理解成衣裳像云彩一样轻盈，容颜像花儿一样美丽可人。无论那种解读，诗人都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联想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杨贵妃的富贵及其容颜之美。
接着写道：“春风拂槛露华浓。”“拂”即轻轻擦过。“槛”即花圃的围栏。“华”通“花” 意思是说，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春风”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写自然环境之美，春天的风和煦的，暖暖的；二是暗示杨贵妃受到皇帝的恩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一句表面描写了环境之美，其实暗示了杨贵妃春风得意状态。特别是诗人抓住了杨贵妃那似如花儿上沾满了露水一样泽润容颜来突出了内心的骄人之态。可以说，诗人在比喻中兼有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放大了杨贵妃的娇态与大红大紫（“华浓”）的美艳。
第三句写道：“若非群玉山头见。”“群玉”即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书中说，“群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以西王母居处来指代仙界，诗人借此暗寓杨贵妃美貌似天仙。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此天姿国色似如天仙的女人，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你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美人的。诗人把杨贵妃比作天仙。天仙美，本身就是朦胧之美，这样，给人留下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一句是在上面把杨贵妃的玉颜比作花儿而的过渡到写人的整体。此时的杨贵妃真有飘飘欲仙之美。
最后写道：“会向瑶台月下逢。”“会向”即应在。“瑶台”也是西王母的居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一定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相逢。这一句还是写杨贵妃是天仙。这一句与上一句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是“见”，一个是“逢”，都有相遇的意思。二者之前用“若非”与“会向”相连，即“若非……会向”即是“不是……就是”之意。也就是说，杨贵妃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相逢的神女。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第二首诗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含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进一层。“云雨巫山枉断肠”用楚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指出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根本及不到当前的花容人面。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须脂粉，便是天然绝色。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固有“环肥燕瘦”之语（杨贵妃名玉环）。后有人据此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吟哦，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讥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赤凤，讥杨妃之宫闱不检。但这种说法遭到很多学者反对。这些学者认为：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不是毫无文化修养的人。据原诗来看，有明显的抑古尊今之意。
第三首诗仙境古人返回到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