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主要描写元夕下雨时的景色以及人们在雨中踏青的情景。上片紧扣“元夕雨”，描写元夕雨中之景；下片写元夕雨中情，由热闹景观转笔抒写忆姬之情。全词语言典雅，虚实结合，意境清美。
上片写元夕雨之景。发端“碧澹山姿”一韵，写雨中山色。言山色虽碧，但在冬雨迷漫、暮色苍茫之时显得黯淡、寒冷，好像女子蹙眉而愁。“眉浅”“愁沁”均用拟人法，将远山比拟成女子的淡眉微蹙。“障泥南陌润轻酥”一韵，写雨降到陌上，使骑马人感到地面湿润；雨降到庭障中，使人在屋内灯火下也看到细雨迷濛。“人夜笙歌渐暖”二韵，写元夕之夜，笙歌喧天，彩旗翻转，各种民间艺术竞相表演，使节日夜晚显得热闹非凡。《梦粱录》载，元夕之夜，民间舞队众多，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等不下数十队。另外还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等艺术表演。演员服装鲜丽，扮花旦的戴着花朵，珠翠头饰，腰肢纤细袅娜，如女子一般。“宜男舞遍”讲跳舞等演员都是男人。“恣游不怕”一韵，言游人们恣意游耍，不怕雨淋鞋袜，衣裙溅泥，十分尽兴。“行裙红溅”更点出女子元夕冒雨游玩的情况。上片紧扣“元夕雨”，描写元夕雨中之景。在章法上从远山写到陌上，再到障落，然后转笔写到街市上庆祝元夕节，民间艺人的表演及游玩的人群。由远而近，由景及人，层次分明，以写实手法，渲染了雨中元夕的热闹景观。
下片写元夕雨中之情，由热闹景观转笔写到自己，抒写忆姬之情。过片“银烛笼纱”一韵，写元夕室内有银烛闪烁，但照不到翠屏外的残梅，她凄冷地立在雨中，不禁生愁。“洗妆清靥湿春风”一韵，继写梅花带雨，如女人洗靥妆，而雨湿之梅花又如人带泪痕。此二韵用拟人法描写雨中梅花，同时又以雨中梅暗喻了去姬凄楚可怜的容貌与愁绪。“楚梦留情未散”此韵小结上二韵，言梦醒后，馀情犹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梦中还是醒后都在牵念去姬。“楚梦”化用宋玉《神女赋》中巫山神女的行云行雨的典故，暗示所写乃男女之情。“素娥愁天深信远”一韵，言去姬虽愁，然音书已断。以上几韵，用设想虚拟的手法，从对方写起，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最后“晓窗移枕”一韵，是后路写法，转笔写自己，想象天亮醒后，只觉酒困人恹，卷帘而看，仍是春阴天气，更觉难以畅怀。下片采用以虚带实手法，多是想象与拟人，正路后路结合，行文曲折，耐人寻味。
全篇在章法上围绕“元夕雨”展开笔墨，上片写“元夕雨”之景的热闹、喜庆，下片写“元夕雨”之情的凄寂、沉郁。以景之喜，衬情之悲，更突出了忆去姬的挚情。正如王夫之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此外。上片用实笔，下片用虚笔，虚实结合，全词显得空灵而不质实。正因如此才有各家揣测之说。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此诗写亲眼所见的景象。起句“火山今始见”的一个“始”字，发出了百闻不如一见的慨叹。“突兀蒲昌东”中的“突兀”一词，既勾勒出火焰山巍峨高耸之貌，又描绘出火焰山拔地而起、扶摇直上的宏伟气势。起始二句，气势宏大。
接着“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二句继续写火焰山的威势。“虏云”、“塞空”，既表示其空间的高远，又象征着异族活动的天地。而那火焰山的烈焰，却能燃烧那远天的云朵，灼烫的气浪蒸热了广漠的塞空。将火焰山置于广阔的塞空虏云之间，以烘托其热力威猛之势，联想合理，夸张恰到好处，炼字精当，意韵喻长。尤其是一个“烧”字，将火山烈焰指向虏云；一个“蒸”字，使火焰山热气威及远塞，由低向高，由近及远，顺着火焰山热力的漫延，形象地刻划出火焰山名不虚传的威势。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夸张，并非不着边际地虚叹，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和诗人志向的高远。在这里，诗人没有拘泥于火焰山近景红岩焦土的精雕细刻，而是从远处的“赤焰”和“炎氛”，“虏云”和“塞空”着眼，以山比军、以热喻威，使诗歌饱含深广的意境。
接着，诗人在反问中发出惊叹：“不知焰阳炭，何独烧此中？”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把自然界万物的生成变化比喻成金属的熔铸，岑参此处化用其意，幻化出一种新奇的意境：火炉之大，如天高地阔，燃料之多，集全部焰阳于一地，从而燃着了这座石山。意为火焰山举世无双，为世上万物之佼佼者。
收尾四句：“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工！”以反衬手法，再现火焰山威势，一物多咏，造成连贯的气势。诗人自长安来，一路天寒地冻，唯独边塞火山热气蒸人，人和马都大汗淋漓。这种驱寒使热之工，若不是神力造化，人力绝不能能为之。这里，诗人通过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真实地描绘出火焰山奇特怪异的景象和无穷无尽的强大威力。可以想见，来到火焰山前，诗人触景生情，气贯长虹，更加激发了在边塞施展宏图的志向。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