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诧一时燕许手，要垂百代惠夷风。
壁间先烈犹忠赤，堂上嘉宾尽醉红。
常相风流今孰继，作成儒雅看侯功。
肯诧一时燕许手，要垂百代惠夷风。
壁间先烈犹忠赤，堂上嘉宾尽醉红。
常相风流今孰继，作成儒雅看侯功。
这是一首乐府诗，题旨大概是由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来的，那首诗道：“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阮籍这首诗在他的《咏怀》中可谓别调，写得也很慷慨激昂，但它表现的功业心主要是从“效命”、“气节”着眼的，而张华此篇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主要是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这些认识出发，显得比较深切，更能予人们以激励。这是思想上的不同。阮籍的作品是古诗，显得简约朴素，而张华此篇则较铺张，也比较重修辞，“乘我大宛马”以下十句全是对偶，这不仅显出乐府体与古诗的差别，也显出西晋之后的诗歌比“正始之音”更注重形式美了这是一首抒发豪情壮志的诗，全诗共二十句，分为五节。
第一节言天地宇宙时刻不停地在运动，人和万物都受自然规律支配，有生就有灭，有始就有终。首二句化用贾谊《鵩鸟赋》：“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震荡即激荡，回薄意为回旋运转。“禀常格”，禀受常规。天地的运动是“不知穷”，人、物的生长“必有终”，这就显出了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作为一个人来说，应妥善对待这个矛盾。
第二节道：“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岁月俯仰之间就过去了，功名要赶快建立，使之崇高，壮士心怀愤激之情，不能恬淡无为。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壮士觉着时不我待，所以及时努力，这与当时泛滥的老庄那“守虚冲”的人生哲学正相反对。
第三节写到壮士的立功行动了：“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大宛马，西域产的良马。繁弱弓，古代的一种大弓。“乘我”、“抚我”，着两“我”字，其豪迈自得情态宛然可见。“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宋玉《大言赋》云“长剑耿耿倚天外”，此言“长剑横九野”也是极言长剑之长。屈原《离骚》有“高余冠之岌岌”，此言“高冠拂玄穹”，帽子都摩着天了，也是极言高冠之高。这些夸张，突出壮士的英武。以上这些描写表示壮士要驰逐疆场杀敌立功了。
第四节写壮士参加战斗的英雄气概。“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二句是暗用荆轲的故事。据说荆轲刺秦王，有白虹贯日。他赴秦廷前慷慨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刺客列传》）素霓即白虹，啸吒即呼啸。这表现了壮士赴敌时高亢的斗志。“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八荒、四戎，指周围的敌国，这是说壮士耀（通曜）武扬威，使敌国为之震慑。真是刀兵未加已声威远被，其立功是指日可待了。
末节即写功或名就。“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濯鳞”意谓像鱼那样遨游，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有“濯鳞清流，飞翼天衢”的话，是以远大相期许，这里的“濯鳞沧海”、“驰骋大漠”是说壮士由东而西横行天下。所以下句说：“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独步”，谓其天下无敌手，这样四海都称赞他这位大英雄了。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不朽。这个壮士在有限的“年时”里建立了不世之功，这样他就可以不朽了。
这首诗表现壮士的英风豪气，自然也表现了自己的胸襟、抱负，可说是一首“风云”之作。这样的作品在诗风日趋轻靡的当时并非多见，而张华集中还有一些，如《博陵王宫侠曲二首》《励志诗》等，都是很可值得注意的作品。钟嵘《诗品》谓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从现有的作品看，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
在秋雨初晴的时候，诗人送其从弟至天台问道。“蛩鸣”承“霁色新”，见出雨后之情形，“同离寺”则接次句而来。三、四句承上启下，一写送，一写别，由此过渡到“独行”二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为历来传诵的名句。上句写出堂弟孤寂地行走于潭边，清澈的潭水映出他孤独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写堂弟沿途的疲惫，致使他不断地靠在树边休息，这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悲苦。诗句对偶工巧，造语自然奇特，意境幽冷奇峭。这两句，是贾岛生平得意之语，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表面上看，这两句承上离别而来，写自己的孤独。由于从弟离去，在潭边行走，只有水底影子相随；几次歇息下来，也只有树木相伴，而从深层次来看，此联又体观了对佛禅的领悟。独行潭边，潭上之人与潭底之影，是一是二，非一非二，亦一亦二，不免使人想到洞山良价看到潭底之影而豁然开悟的事迹。而在树旁歇息，不过是色身而已。那么，离别之事不须看得太重。但禅家讲纳于境而不滞于境，到底未能泯灭心中的感情，所以最后说：“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在这首诗中，作者表达了他对尘世的厌恶和对佛门清静的向往，以及他对堂弟的留恋之情。首联写明送别地点、对象及景色，颔联写送别情景，以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写离别，写气氛，烘托情感。颈联突出写别后诗人孤寂的外部形象和清冷的内在感受，是贾诗本色。尾联写别后相思意。诗层次清晰，写出送别全过程，语言质朴自然，抒情达意深挚浓郁，确可称为“平淡”。“独行”二句虽不一定“三年得”，但刻划人物心理状态却极为真切。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这首诗通过对南宋军队现状的逼真刻画，无情地嘲讽了南宋将军玩忽职守、纵情享乐的丑恶嘴脸，对广大士兵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揭示出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深层社会原因。
此诗选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形象地表现出官兵之间尖锐的矛盾和诗人的主观倾向性。同时诗人情感爱憎分明，语言辛辣尖锐，批判锋芒毕露。
诗的前八句紧紧扣住诗题中的“乐”字，写将军之“乐”。首四句写将军懦弱怕死。“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入夜，军营周围布置了手持刁斗打更巡逻的士卒，将军住的中军大帐有万人守卫，这二句明写营中戒备森严，将军警惕性很高，暗刺将军的懦弱无能。“面面”与“深深”四字见出将军防范措施无懈可击，为保全自己可谓费尽心机。“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这二句承一、二句，把居于“深深”“帐门”之内的“将军”推出，进一步写他的懦弱怕死。“贵重”一词，语带讥讽。接着，便用“自言虏畏不敢犯”表现将军狡诈虚伪，自欺欺人。他把自己置于严密保护之下，反倒夸口说敌人怕他，不敢来侵犯。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荒淫享乐找一个借口。“射糜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三句便露出其耽于享乐的真相。古人认为畋猎可以申文武之教，而这位将军“射麋捕鹿”只是为了“行酒”。古人认为女乐随军会影响士气，而这位将军却整夜沉醉于酒色之中。饮酒听歌要到夜静更深，为了寻欢作乐赏赐歌儿舞女，不惜挥霍“彩缣百段”。
前八句写将军的日常生活，不着一字评论，而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豪奢无度的情景表露无遗。这位守边将军的军旅生活可谓其乐陶陶，然而战斗在前沿的士兵又是如何。“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他们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可是连救急救危的医药费也无钱支付。“谁知”二句感情强烈，是对不顾士兵死活的宋军高级将领的控诉，是对南宋苟安享乐的统治集团的愤怒谴责。这里，一面是将军的惧敌畏死，一面是士卒的防边血战；将军在军帐内行酒作乐，士卒在阵地前冲锋流血；一边是挥霍无度地买酒征歌，一边是身负重伤后无钱合药。这种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官兵之间的矛盾，使全诗的感情基调显得十分沉郁。
全诗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并列在一起，作客观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描绘，而这种对比本身就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显示着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在具体描写中，又注意了多方照应，使全诗浑然一体。诗人把强烈的感情寓于形象的描写中，显豁中见蕴藉。语言近似口语，精警凝练而又平易自然，诗风近似唐代张王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