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是诗人早年间游历汉高祖故乡时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这一时期,李商隐初涉仕途,政治热情极高,尽管屡因朋党争斗而遭排斥打击,但并没有灰心丧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诗人在这里用了很鲜明的色调来赞誉汉高祖,并以项羽作陪衬突出了高祖建汉的恢弘气势。刘邦和项羽虽然都同为反秦义军的领袖人物,可最后的胜利还是不可避免地归了刘邦,这是一种王者之风的胜利,项羽大败垓下是历史的必然。全诗对汉高祖的崇羡之情溢于言表,并立志要效仿汉高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这是一首叙写送行惜别的词作。词人为心上人送行,首二句所描绘的农家景致是他们临分手之处:“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疏篱”、“曲径”是典型的农家景致,也是词人于清晨所见近处之景,再往远处看,笼罩在树林上的云雾渐渐地散开,时间到了清晨,分手的时分已在即。“曲径”,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此外,“云树开清晓”句,似化用秦观《满庭芳》词中“晓色云开”句,但周词的词序颠倒,所以这里的“开”字似更为精炼。“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三、四两句承上而来,词人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远处,但见晨雾迷漫,带着寒气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四野一片寂静,只见远处山寺钟声传来,这给凄清的送别场面又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天寒”句,化用王维《汉江临泛》中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词作上片以“疏篱”、“曲径”、“田家”、“云树”、“山色”、“孤篷”、“野外”等描绘一幅素淡画面,画面极为清静淡雅,再衬以钟声,使得画面富有动感,在这种环境中送别,心境自然是凄凉而忧郁的。
词作下片转而叙写自己的心情。但词人并不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一个个动作和画面来达到表述之目的。“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这是说送走心上人后,感到寒意袭人和愁意缠绕心间,于是便添加衣服,策马扬鞭去找驿站,买些酒来驱寒解愁。“亭堠”,亦作亭堡,原为侦察、瞭望的岗亭。《后汉书·光武纪》载:“筑亭堠修烽燧。”这里当是指古代废置之亭堠,已改为置酒供行人休息场所。因前文已交代“天寒”,故此遂有“添衣”,但实质上是写词人之心寒愁浓。词人又写自己急急忙忙地寻找亭堠,说明其离愁之浓重。“愁抱”一句是全词中唯一的直抒其情,“惟宜”二字,强调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亦可理解为本词的主旨。歇拍二句,词人又忽地转入写景,“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词人饮罢解愁之酒,又匆匆上路,马蹄声声,惊散了池塘旁水草中尚在熟睡的鸭子,但很快它们又成双地聚在一起睡着了。宋诗人黄庭坚《睡鸭》诗有:“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依睡秋江。”这本是乡野常见之景,然实是词人有感而发,借此以衬托自己的孤单,寄托自己的“愁抱”。正如江淹《别赋》中所写:“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词作下片以“添衣”、“策马”、“寻亭堠”一系列行动,及鸭睡陂塘之景,侧面写出了词人送别心上人之后无法抒发的“愁抱”,也暗示出词人是位羁旅在外的行人。他似要极力在词作中淡化自己的愁绪,然仍抑止不住地流露出来。
全词炼字度句,精炼含蓄,疏密相间,勾勒微妙,语言深沉,格调超然。
此诗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抒发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最终以摆脱这种苦闷而展示出诗人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分三段,第一段为前四句。开篇”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两句,直接点出积郁于心的”惆怅“。这惆怅虽仅时而出现,但对积极进取、乐观豪爽的诗人来说,却也是非常严重的。为此,他正襟危坐,自夜至明,最后竟不得不用长啸声来加以发泄:”平明空啸咤!“然而,”啸咤“是无济于事的,只不过聊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而已,所以用了一个”空“字。”思欲解世纷“,用了战国时鲁仲连的典故。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之所以”惆怅“,原因是为了解除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中的矛盾和苦闷心情也是产生于这里。
诗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在积极用世和消极思想的对比之中进行多层次的交叉抒写。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诗的第二段。这一段共八句,在揭示诗人内心活动方面较之第一段更加深入具体。”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二句,上承”解世纷“作飞动的描写,用以状写理想与抱负的远大。这是正面的直抒。”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是反面的对比。就李白看来,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即使自己已年逾花甲,但也不能像伏生那样,老死于经文之中,于国于民毫无补益。这是一层。”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又是一层。这两句承上而言。如果自己不能乘风破浪,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那么,也应在国难当头之时,拔剑而起,为统一祖国而建立功勋。这是正面的发挥。”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又是反面的对比。
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把古人、友人与自己交织在一起来加以描写。这明显地体现在第三段,即最后四句里边。”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诗人用管仲、乐毅来比喻何昌浩,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怀抱。李白在诗中多次把管仲、乐毅作为自己仰慕和效法的榜样。最后”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二句表示,自己将跟何昌浩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而决不能像长沮、桀溺那样做逃避现实的隐士。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