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
该诗首联写思妇盼望归人,眼泪汪汪等到傍晚,结果是“闻道邻家夫婿归”;颔、颈二联说四时轮回,光阴荏苒,怨相思永续不变,哀信息久候不见;尾联谓自己久盼的人不到家,思妇的情绪自然是更加倍感孤独凄凉。全诗情景交融,表现出女子孤零零一人黯然神伤的情绪。
“蘼芜盈手泣斜晖”句中,“赚芜盈手”是说采了满手的蘼芜,完全是一个弃妇的形象。因为被遗弃,所以在斜阳里悲泣,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
第二句“闻道邻家夫婿归”,显然是听到邻居家远行的丈夫回来了,引起自己思念丈夫的无限的感慨,这就更增强她被遗弃的悲哀感、孤独感。
第三四句“别日南鸿才北去,今朝北雁又南飞”写自己与丈夫分别时正是春天南雁北飞之时。现在又是北雁南去,已是深秋了。诗中的“雁”和“秋”引发人的愁怀。无论是春天来了,还是秋天去了,可相思之情却从来没有离开她的心中,春去秋来,还是得不到丈夫回心转意的消息,这就更让她心如刀割。这种无望的期待更增加了诗的悲凉气氛。
最后以“扃闭朱门人不到,砧声何时透罗帏”结束全诗,把诗推向高潮,叫人如何不想念自己心中的情人,如何不更叫人感到凄凉孤单,孤苦无告。
全诗没有一个“怨”字,却处处让人感到“怨”,无须言“怨”,其怨情自现。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