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
燕王哙时,齐湣王因燕乱起兵攻燕,掳掠燕国宝器运回齐国。燕人共立太子平为燕昭王。昭王用乐毅为上将军,联合五国的军队攻破齐国。后来燕国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乐毅被迫出逃,齐人大破燕军。燕惠王因而写信给乐毅,乐毅写这封信来回答。
乐毅针对燕惠王来信中说的“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从两方面予以回答:第一,写他为了报先王知遇之恩,作了详尽规划,再率军队彻底报了积怨。第二,考虑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所以“负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免得“离毁辱之非,堕先王之名”,从而保留先王知人之明。这第二点,正是回答惠王责备他的“弃燕归赵”。最后再说明“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他在回答第二点时只用典而不点破,正是“不出恶声”;他不避“遁逃奔赵”,正是“不洁其名”。这封信,回答燕惠王的责问,措辞极为婉转得体;又恰到好处地显示出作者的善于谋划,善于用兵,以及善于全身保名。靠君臣知遇来建功立业,是古代不少有才能的人的愿望,所以这封信成为历代所传诵的名篇。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