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良夜的恋情。上片绘出月夜明净清幽的景色,“金环碎撼”,使人如闻其声。下片写室内的情景:“红战灯花笑”一句,境界全出,使人如睹其形。后二句用楚王在高唐与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比拟眼前相恋的美好意境。
此词写男女相聚之情,含而不露,环境与心情,在作者笔下得到了和谐的配合,仿佛灯花也感到愉悦,《雨村词话》评道“‘战’‘笑’字新”。
这首诗从瞿塘峡的艰险借景起兴,引出对世态人情的感慨。“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就描绘出瞿塘峡的险阻形势。从“十二滩”中可以想见其险绝情况。
面临着惊涛拍岸、险阻重重的瞿塘峡,诗人由江峡之险联想到当时的世态人情:“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瞿塘峡之所以险,是因为水中有道道险滩,而人间世道“等闲平地”也会起波澜,令人防不胜防,真是“人心”比江峡还要凶险。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言。
诗人参加永贞改革失败以后,屡受小人诬陷,权贵打击,两次被放逐。痛苦的遭遇,使他深感世路维艰,凶险异常,故有此愤世嫉俗之言。说瞿塘之险用“人言”提起,意为尽人皆知;叹人心之险则用“长恨”领出,主语是诗人自己,点出自己在现实的经历和体察中悟出的人情世态,并且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它的态度。两句之间有转折,也有深入,以瞿塘喻人心之险,在人之言与我之恨之间过渡,命意精警,比喻巧妙,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不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宗昏暗不明、贤愚不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不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代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不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不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积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不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不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不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