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东门行》描绘了一幅凄惨又壮丽的画面。主人公走出家门,不想回家,可是妻子儿女又难以割舍。一进屋门,家徒四壁,生活无望,又拔剑出门,妻子生怕出事,一边哭泣一边劝阻,但主人公仍感到无路可走,终于挥衣而去。
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了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而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此诗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时清,不可为非。”(余冠英认为“今非”中似有脱文,应作“今时清,不可为非”)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罪恶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歌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除夕,恰恰又逢立春,浪迹异乡的游子,心情之难堪,正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首词上片极为烘托节日的欢乐气氛,从而反衬自己的凄苦。
先写立春。“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红情”、“绿意”指红花、绿叶。赵彦昭《奉和对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诗:“花随红意发,叶就绿情新”。花信,指花信风,应花期而来的风。立春,人们剪好红花绿叶,作成春幡,插鬓戴发,以应时令。春风吹钗股,象是吹开了满头花朵。“花信上钗股”,着一“上”字,运笔细腻,可与温飞卿词“玉钗头上风”(《菩萨蛮》)媲美,似比辛稼轩词“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汉宫春》)更显风流。
再写除夕守岁。“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夕阳亦像人一样,对即将逝去的一年恋恋不舍,不肯轻易落山,同时东风又带来了春的讯息,给人新的希望。这两句已有除旧迎新之意,切合“除夜立春”的题意。“放”用字尤其贴切,显示出梦窗炼字的功夫。
“有人添烛西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终于,除夕之夜降临,守岁的人们彻夜不眠,剪烛夜话,笑声不绝,在莺啼声中迎来了新春的清晨。“新年莺语”,援用杜甫“莺入新年语”(《伤春》)诗意。
以上的一切,欢欢喜喜,均为客居他乡者的耳闻目睹,其人心境之孤寂愁苦,自在不言中了。周围的热闹与欢乐更加反衬出作者的寂寞和哀伤,而且使这份寂寞的哀伤更让人难以承受。这位客居、有家难归的人,失去了与亲人团圆之乐,真是“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无名氏《青玉案》)啊。
上片渲染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不能不唤起下片对温馨家庭生活的回忆。陈洵评此词云:“前阕极写人家守岁之乐,全为换头三句追摄远神。”(《海绡说词》)
换头云:“旧尊俎,玉纤曾擘黄柑,柔香系幽素。”尊俎:古代盛酒肉的器皿,借指宴席。词人仿佛回到了昔日除夕之夜的家宴上,美人用纤纤玉手为自己破开黄橙,那幽香似乎还萦绕在周围。回忆及此,当然别是一番滋味。上片以景之可喜反衬处境之可悲,人之欢乐反衬己之愁苦,此处又以昔之温馨反衬今之凄苦。
对往事的追忆、神往,终于走进了梦境。而相隔既久,山水迢递,过去的美好回忆,连梦中也难以追寻了:“归梦湖边,还迷境中路。”湖水如镜,梦影朦胧,难觅归路。往事散如轻烟,徒增无穷怅惘而已。
往事如烟,而今,与谁相对呢?“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吴霜,用李贺《还自会稽歌》字面:“吴霜点归鬓。”此时是春风吹融了冰雪,可是永远不能销去飞上鬓角的寒霜,已经够可悲的了;更何况,落梅如雨,斑斑白发与点点白梅相对,这岂不令人凄绝!杜甫咏梅诗意:“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与此词意趣相一致。
梦窗此词委曲含蓄,欲藏还露,颇得清真风神,而其抒情笔触又了然可寻。吴梅论梦窗词云:“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于方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词学通论》)自是研讨有得之言。真情实感是艺术的生命。有真情流贯其间,则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与风格,都有其动人之处。此词后半,愈来愈奇。
“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意境的幽深冷峭,词中少见,唯白石名句“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可与比照。歇拍处,情意的痛切,设想的妙巧,堪与东坡咏榴花词“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虞美人》)前后相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