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职多次上疏讽谏，触忤武后，不久便被诬下狱。仪凤四年(679)六月，改元调露(即调露元年)，秋天，骆宾王遇赦出狱。是年冬，他即奔赴幽燕一带，侧身于军幕之中，决心报效国家。《易水送别》一诗，大约写于这一时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从诗的内容上看，这又是一首咏史诗。诗人在送别友人之际，发思古之幽情，表达了对古代英雄的无限仰慕，从而寄托他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倾吐了自己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极大苦闷。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这两句通过咏怀古事，写出了诗人送别友人的地点。此地指易水，易水源自河北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南界。壮士指荆轲，战国卫人，刺客。《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为燕太子丹复仇，奉命入秦刺杀秦王，太子丹和众宾客送他到易水岸边。临别时，荆轲怒发冲冠，慷慨激昂地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义无反顾，勇敢地启程。这位轻生重义、不畏强暴的社会下层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诗人骆宾王长期怀才不遇，侘傺失志，亲身遭受武氏政权的迫害，爱国之志无从施展，因而在易水送友之际，自然地联想起古代君臣际会的悲壮故事，借咏史以喻今，为下面抒写怀抱创造了环境和气氛。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两句，是怀古伤今之辞，抒发了诗人的感慨。昔时人即指荆轲。没，死亡。荆轲至秦庭，以匕首击秦王未中，被杀。这两句诗是用对句的形式，一古一今，一轻一重，一缓一急，既是咏史又是抒怀，充分肯定了古代英雄荆轲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倾诉了诗人的抱负和苦闷，表达了对友人的希望。陶渊明曾有《咏荆轲》诗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荆轲的崇敬与惋惜之情。宾王此诗，同陶诗交相辉映，但在意境的创造上更为含蓄有味。“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寓意丰富，深刻表达了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首先，“寒”是客观的写景。此诗作于冬天，冬天北方的河水自然是寒冷的。其次，“寒”是对历史的反思。荆轲这样的古代英雄，虽然奇功不就，但也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是怀着深切缅怀之情的。荆轲其人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了。可这位英雄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英风义概还在，作为历史见证的易水河还在。诗人面对着易水寒波，仿佛古代英雄所唱的悲凉激越的告别歌声还萦绕在耳边，使人凛然而产生一种奋发之情。复次，“寒”也是对现实的概括。诗人于易水岸边送别友人，不仅感到水冷气寒，而且更加觉得意冷心寒。“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咏怀)的骆宾王，有着远大志向，他愿洒满腔热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现实是“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夏曰游德州赠高四》)，生不逢时，沉沦寂寞，诗人心中充满孤愤不平之气，如易水河一样，悠悠不尽。诗人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孤独中，只好向知心好友倾诉难酬的抱负和无尽的愤懑。诗人感怀荆轲之事，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也是将别时对友人的一种激励。
这首诗的中心在第四句，尤其是诗尾的“寒”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寒”字，寓情于景，以景结情，因意构象，用象显意。景和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绘，情和意，是诗人对客观对象在审美上的认识和感受。正如古人所说：“象者，出意者也。”诗人在自然对象当中，读者在艺术对象当中。发现了美的客观存在，发现了生命和人格的伟大表现，从而把这种主观的情和意，转移到客观的景和象上，给自然和艺术以生命，给客观事物赋予主观的灵魂，这就是诗歌创作和欣赏当中的“移情作用”。“今日水犹寒”中的“寒”字，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物质符号，这是此诗创作最为成功之处。这首诗题为送别，可又没有交待所别之人和所别之事，全诗纯为咏史抒怀之作。但吟诵全诗，那种“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的壮别场景如在目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咏的历史本身就是壮别，这同诗人送友在事件上是相同的。而古今送别均为易水河岸，在地点上也是相同的。易水跨越古今，诗歌超越了时空，全诗融为一体。一古一今，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同时交待，最后统一在“今日水犹寒”的“寒”字上，诗的构思是极为巧妙的。
这首诗以强烈深沉的感情，含蓄精炼的手法，摆脱了初唐委靡纤弱的诗风影响，标志着唐代五言绝句的成熟，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苏轼作词，有意与“花间”以来只言闺情琐事的传统相异，而尽情地把自已作为高人雅士、作为天才诗人的整个面貌、胸怀与学问从作品中呈现出来。一部东坡词集，抒情方式与技巧变化多端，因内容的需要而异。其中有一类作品，纯任性情，不假雕饰，脱口而出，无穷清新，它们在技巧和章法上看不出有多少创造发明，却专以真实感人的情绪和浑然天成的结构取胜。这首留别黄州父老的词即其一例。
上片开头三句，起势十分陡健，作者翘首西望，哀声长吟，乡情浓郁感人。首句“归去来兮”，一字不易地搬用陶渊明《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已思归西蜀故里的强烈愿望。这三句中，还包含了一段潜台词，让读者自去想象补充，这就是：当年陶渊明高唱“归去来兮”，是归隐之志已经得以实现之时的欢畅得意之辞，而东坡虽然一心想效法渊明，无奈量移汝州是不可抗拒的“君命”，此时仍在“待罪”之中，不能自由归去，因此自已吟唱“归去来兮”仅仅是表示欲归不得的怅恨而已。接下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二句，以时光易逝，人空老大的感叹，加浓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上片的后半，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在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这里的山川人物的深厚情谊。楚语吴歌，铿然在耳；鸡豚社酒，宛然在目。黄州的语言风俗，黄州的父老乡亲对东坡先生敬之爱之的热烈场面，以及东坡临别依依的情怀，都在这一段真切细致的描写中展露出来了。
词的下片，进一步将宦途失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对写，突出了作者达观豪爽的可爱性格。过片三句，向父老申说自已不得不去汝州，并叹息人生无定，来往如梭，表明自已失意坎坷，无法掌握命运的痛苦之情。“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二句，却一笔汤开，瞻望自已即将到达之地，随缘自适的思想顿然取代了愁苦之情。一个“闲”字，将上项哀思愁怀化开，抒情气氛从此变得开朗明澈。从“好在堂前细柳”至篇末，是此词的最后一个抒情层次，以对黄州雪堂的留恋再次表达了对邻里父老的深厚感情。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已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段难忘的生活。措辞非常含蓄，不明说留恋黄州，而留恋之情早已充溢字里行间。
东坡到黄州，原是以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长官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性情达观，思想通脱，善于自解，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必是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由此可见，这首词抒发的离情，是发自东坡内心的高度真实之情。此篇的优良，就在“情真意切”这四个字上。尤其是上下两片的后半，不但情致温厚，属辞雅逸，而且意象鲜明，宛转含蓄，是构成这个抒情佳篇的两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