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闺阁深院，垂地绣帘，柔和灯光，轻言细语。会心之处，嫣然一笑，酒涡迷人。词人首先营造了记忆中温馨的氛围。但和眼前的自然之物相对照，在漂泊中自己多么希望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可是“望断乡关知何处，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黄昏之后的“寒鸦”尚可归巢杨柳，令人羡慕不已。词中抒发的背井离乡的愁苦情怀，是战乱时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而非一般词人平时的呻吟。“万叠城头哀怨角”，城头上反复吹奏的号角声充满哀怨，这“哀怨”是一种主观感情的外射，和对国破家亡的伤恸。
“相看只有山如旧”流露出江山易主的悲痛心情。“叹浮云”比喻世事的变幻无常。漂泊孤凄之感是和亡国之痛融合在一起的，使之更加深沉，也更加悲苦。这是一个秋风肃杀，百花凋残的季节，这是一处景物苍茫的黄昏时刻。
“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明天将带上枯干的荷叶包着的冷饭，越过前面那座小山，设法谋生，以便糊口。“趁未发、且尝村酒”从困境中显现出达观的态度。村酒饮罢，囊中依旧羞涩。“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微醉中探手枵囊，幸喜那唯一的谋生工具毛锥还在。他询问邻近的老翁：“需要抄写《牛经》么？”老翁只是摇手。词人东奔西走的目的和结果，在这几句话中描写的惟妙惟肖。
这是一首描写流浪生活的悲歌。在战乱的年代，词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即使物质上再困窘，也不能使他屈服仕元。同时在词人通过老翁对《牛经》的冷淡态度的描写，透露出当时农村中凋零残败的景象，和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的事实。
一天，诗人骑着马在东流的驿道上行进。只见四周山高林密，绿色屏障连绵起伏，初升的太阳被遮得严严实实。直到早饭时分，依然雾气迷蒙。诗人策马走过两所邮舍（宋代的邮舍彼此相隔十至二十里）之后，路边的人家才相继打开竹编的门。渐渐地，一切都苏醒了，活闹了。路边的冬青树散发出缕缕清香，惹得野蜂成群而来，上下飞舞；园里的春荞麦有的已经结实，馋嘴的山雀不时前来啄食。置身子这个宁谧幽静而又生机勃发的环境里，倍感身心酣畅，真是难得的享受。诗人转而想到明天就要乘船离去，大江滚滚，天风吹衣，自是气势非凡，然而，“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离开自己的家乡兴国愈来愈远，离开自己熟悉依恋的山区景物愈来愈远，那孤凄惆怅的情怀便会与日俱增。诗的末联语极豪放，但结句“万里天风吹客衣”，着“客”字，顿呈回环跌宕之势，隐隐透露出游子的哀伤，与前六句意脉相连，浑然一体。
朴素、真切是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开头从山区的常态落笔，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读来倍感亲切，有如身临其境。原因之一是：它真实地展示了山区早晨（严格地说是上午大部分时间）所特有的环境气氛，不加修饰而境界顿出。原因之二是：诗人善于用虚字勾连烘托，使之前后关照，而又承转自然，不着痕迹。如次旬的“且”字除强调雾露稠密，久不消散这一山区特有的景象外，还和第三句的“已”、第四句的“渐”相互映照，起了浓化情境、突出题旨的作用。
作者王质常以苏轼自况，他的诗放旷不羁，也确乎有点苏轼的气派。以这首为例，脚韵全然合律（除首句押“支”韵，余皆押“微”韵。宋人诗首句常邻韵通押，故不可视为出韵），中间两联对仗也很考究，当是律诗无疑。但平仄的安排不合律处甚多，如首句第二字“高”，四句第二字“家”，当用仄声处却用了平声，纯是拗体，读来自有一种挺拔瘦硬之感，与情韵悠长的唐调不同。
前三联都是描述“东流道中”景物的笔墨，没有大的起伏跳荡，末联落笔于时空的现场之外，风波突起，境界大异。诗人借助于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腾挪功夫，使作品显得豪气横生，充分体现了宋诗风格。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