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二句就烘托出一种极度悲怆的气氛，作者登高远眺，看见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心如刀割，耳边又不断地传来阵阵哀怨的笳声和笛声，更让他感觉悲伤。
下片“海棠”二句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描绘了南宋君臣横遭洗劫的惨痛经历。入侵者就好像狂风暴雨，摧残了高贵而柔弱的海棠，使人悲愤不禁。最后“回首”二句，以低回哀婉的笔调倾吐了一个爱国志士对故国故君的无限眷恋：原来那繁华升平、笙歌曼舞的故地，如今已是一派荒凉，再也不复往昔景象。这种沉重的分离之悲为这首词涂上了一层浓浓的凄惨色彩，展现了一首祭奠南宋亡灵的沉痛的挽歌。
全词写出了作者对被掳北上的幼帝与太后的怜念，及痛悼南宋的灭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伤感与无奈之情。
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