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诗一开头先展现了一幅寒风凛冽的边塞图。深秋时分，在寒冷的天山脚下，北风夹着严寒，犹如利刀一般砭人肌骨。这里用“似刀”来渲染寒风刺骨，风之劲急，天气之严寒，把“风似刀”和“九月”联系起来，形成反差，这样，将边塞生活环境就渲染得更艰苦了。“九月”于中原来说，正是秋高气爽，边塞就已是“风似刀”了。“城南”一句，写很能耐寒的猎马，在寒风中冻得缩缩瑟瑟，进一步将寒风凛冽的气氛，从效应上作了生动的渲染。
这两句诗，还没有正面写赵将军，只是渲染环境、渲染气氛，为赵将军的活动，描绘了一个无比艰苦的环境，以衬托赵将军的威武英勇。
后两句构思巧妙，比喻新颖。诗人用赌博来比喻战斗，手法新颖。岑参在诗中以“纵”来形容“博”，可以使人想象赵将军豪放的英雄气概。苦斗沙场，何等艰辛，而赵将军纵情驰骋于其中，视之如同方桌上的一场赌博游戏，表现出无比豪迈的气魄。“场场胜”，“赌得”“貂鼠袍”，显得如此轻松、潇洒。这里，作者似乎展现了赵将军手提大刀，刀尖挑着单于的貂袍拍马而回的轻盈身影。这里所写同前两句严寒艰苦的环境联系起来，在如此艰难困难环境下，却赢得如此轻松潇洒自如，赵将军的英勇善战就得到完美的表现。全诗语言朴素生动，场面旷远开阔，情调欢乐昂扬。
《战国策·秦策》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用缚在一起的鸡喻互相牵制不能一致的诸侯割据势力。此篇取这一比喻加以生发，借以揭露当时的藩镇。诗的头两句说：鸡的稻梁食料已足以养活其幼雏，但它们却互不相容，以独霸全场为乐。比喻藩镇虽割据世袭，或已高宫厚禄，荫及子孙，但仍为各自私利而彼此敌视，相互火并。“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旧乌？”这两句是说：鸡的本心岂愿在五更时惊扰自己的酣梦，不辞风雪报晓，以迎接太阳的升起呢？比喻藩镇虽有时在表面上秉承朝命，但本心并不愿意为朝廷效力。
这首诗借鸡为喻，揭露藩镇跋扈利己、贪婪好斗的本质。结合唐武宗会昌年问讨伐刘稹时的情况看，这首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诗中抓住鸡的特性，联系藩镇的种种表现，或直接讽刺，或进行反挑，虽不免有比附的痕迹，但由于诗人对讽刺对象的本质发掘较深，却能以犀利辛辣取胜。这首诗充分表示出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愤懑，体现了诗人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迫切要求。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