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