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边文教远，过海赦书迟。
南牧虽无也，东封合有之。
茅堂自歌咏，何必向丹墀。
安边文教远，过海赦书迟。
南牧虽无也，东封合有之。
茅堂自歌咏，何必向丹墀。
贺知章在长安做了国子学四门博士后，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博学多闻、潇洒倜傥的永兴才子，姑表兄弟陆象先最喜与知章说天道地，写诗品文，甚至一日不见，便觉鄙吝之感顿生。时有苏州人顾况者，在京城以机敏善变著称，他们两人说的话南方口音都很重，但北方人倒很爱听。一批朝臣在背后嘲笑道，他们是“南金复生中土”。意思是他们虽长于南方，在南方并不算怎么样，而在北方这样的环境里，倒是发出了金子那样的光彩！有人把此话传给贺知章和顾况听，于是两人先后作诗“回敬”他们，老老实实地讲道理、摆事实，使他们口服心服。贺知章的诗就叫《答朝士》。
“钑镂银盘”指贵族使用的饰有金质的银盘。“蛤蜊”是一种海鲜，河里面也有。上品出自浙江明州和越州，明州的蛤蜊在唐代是贡品，每年派人运送至京师长安。贺知章年青时常在家乡的埭上河中摸蛤蜊吃，味极鲜美。“镜湖”即今绍兴鉴湖，以大禹在会稽山下铸镜的传说而得名。“莼菜”是生长在南方水乡一种味佳质鲜的水生食物，鉴湖和湘湖都养植莼菜，有的用作贡品。据说唐代时把镜湖的莼菜根熬制成汤羹，作为一道名菜用在酒宴上。这两句的意思是：镂金的银盘中盛着哈蜊，簋中盛着莼菜根熬的汤，所以看上去“乱如丝”，唐代长安的官员喜食这种菜汤。（“簋”是一种古人盛食物的汤和盆，一种器具，可译作“碗”）
“乡曲近来佳此味”，是指“东南一曲”的吴越地方，今特别看好哈蜊与莼菜，以为佳肴，并为下句作好铺垫。接着便是“遮渠不道是吴儿”。“吴儿”泛指南方人。贺知章就是吴中四士之一，亦是吴儿。“遮渠”是指北方人，“渠水”在江北的射阳县，另一在郑县之巴岭。“不道”是为什么不说之意。最后两句的意思是：现流行于北方长安的这些佳肴，你们为什么不说是来自吴越，而在别的地方专对南方人故意挑剔呢？贺知章的话比较温和，而顾况则尖锐多了。他作诗写道：“钑镂银盘盛炒鰕，镜湖芰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诗中的“鰕”指的是南方的斑纹鱼，“爷”是长辈的意思。最后两句是说：“咱们南方人到了北方，娶了个北方老婆，生了个北方儿子，最后南方人不就都成了北方人的爹了么！”顾况也是一个著名作家，他写这诗也许是生气了。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