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交代诗人夜宿的地点，点出诗人的心情；后两句实写长江金陵渡口美好的夜景，借此衬托出诗人孤独落寞的羁旅情怀。全诗紧扣江（落潮、夜江）、月（落月、斜月）、灯火（渔火、星火）等景，以一“愁”字贯穿全篇，诗旨甚明，神韵悠远，在艺术结构方面更是独具匠心。
“金陵津渡小山楼”，此“金陵渡”在镇江，非指南京。“小山楼”是诗人当时寄居之地。首句点题，开门见山。“ 一宿行人自可愁”，用一“可”字，轻灵妥贴，“可”当作“合”解，而比“合”字轻松。这两句是引子，起笔平淡而轻松，接着便很自然地将读者引入佳境。
“潮落夜江斜月里”，诗人站在小山楼上远望夜江，只见天边月已西斜，江上寒潮初落。一团漆黑的夜江之上，本无所见，而诗人却在朦胧的西斜月光中，观赏到潮落之景。用一“斜”字，妙极，既有景，又点明了时间——将晓未晓的落潮之际；与上句“一宿”呼应，暗中透露出行人那一宿不曾成寐的信息。所以，此句与第二句自然地沟连。诗人用笔轻灵而细腻，在精工镂刻中，又不显斧凿之迹，显得浑然无痕。
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在烟笼寒水的背景上，忽见远处有几点星火闪烁，诗人不由随口吟出：“两三星火是瓜洲。”将远景一点染，这幅美妙的夜江画也告完成。试看“两三星火”，用笔何其萧洒空灵，动人情处不须多，“两三”足矣。“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宜乎以少胜多，点染有致，然而也是实景，那“两三星火”点缀在斜月朦胧的夜江之上，显得格外明亮。那个地方“是瓜洲”。这个地名与首句“金陵渡”相应，达到首尾圆合。此外，这三字还蕴藏着诗人的惊喜和慨叹，传递出一种悠远的情调。
这是诗人漫游江南时写的一首小诗。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面对长江夜景，以此诗抒写了在旅途中的愁思，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寂寞凄凉。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美妙如画的江上夜景描写得宁静凄迷，淡雅清新。
这是一首短诗，在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作者对当前局势的无限痛心。人世间事，错综复杂，诗人在无何奈何之余，只好藉明神以示警，设想到终有一天石亦能言，则一切是非恩怨，自无所遁于天地之间。语极沉痛。一二句谓神明司过，不冤枉好人，不放纵坏人；暗中策谋，乃招祸之门。三四句谓莫因无人知晓而敢于暗中欺人，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石亦能为证。
此诗纯为议论，而论中有象，其象则在“暗室欺人”、“石亦能言”；而议中寓情，其情在“岂令”、“由来”、“莫为”、“须虑”，虚字呼应，一气转旋，每转愈深。对此类题目的诗，实在是很难以一般七绝的艺术技巧来衡量了。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