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上山寺访友不遇，却被山中优美的自然景色所吸引，因而尽兴欣赏。过，访问之意；融，是诗人所要寻访的和尚的名字；上人，对和尚的尊称；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指和尚的住所。
首句，通过山头禅室里挂着僧衣的细节，既点明了友人的身份、居处，也巧妙地暗示友人不在禅室里，写得干净利落。
次句紧承首句，指出“窗外无人”，也是静悄悄的。只听见山溪流水潺潺，溪上有各种鸟儿飞来飞去。诗人以溪声、鸟飞的声响和动态，反衬出山寺环境的清静。
接下去，第三句“黄昏半在下山路”，省略了主语，句法简洁。七个字兼有叙事、抒情、写景。“黄昏”，暗示诗人尽管访友不遇却兴致未减，已在山顶佛寺四周流连了大半天。“下山路”，说明此刻诗人正慢慢沿着山路往回走。“半在”，表明山路上景色也很幽美，因此自己把半个黄昏都消磨过去了。
“却听钟声连翠微”，“却”字，不仅起到转折句意的作用，还能使人想象诗人蓦然闻钟、回首驻足的情状。“钟声连翠微”五个字，以景物形象、色彩和声音收束全篇。因为作者凝神聆听着悠扬的晚钟声在深山里荡漾、萦绕，所以他感到钟声同这浮荡山间的青翠岚气连成一片。“连”字把听觉形象“钟声”与视觉形象“翠微”彼此沟通起来，传达出诗人独特而又自然的感受。这一句描绘了暮色苍苍中翠色千重的山林美景；而荡漾山林经久不息的钟声，又给这幽深秀丽的山林增添了静谧的气氛。诗人流连忘返、迷恋山林的深情，就从这幅深山幽景中透露出来。
七绝诗篇幅短小，要求作者笔墨精炼。这首诗四句二十八个字，无一句、一字是多余的。摄取的景物虽不多，却显得丰富多彩。
范梈当时与虞集、杨载、揭傒斯齐名，称元诗四大家。《王氏能远楼》是范梈的代表作品之一。此诗立意高远、表达了诗人看破红尘的高情逸志。时不我待、及时行乐的情绪是这首诗的主调。全诗十六句，每四句为一意。
开篇：“游莫羡天池鹏，归莫问辽东鹤。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天池鹏是南海大鹏鸟，语出《庄子•逍遥游》，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辽东鹤，指传说中的辽东人丁令威修道升仙，化鹤归飞之事。以上提到的，都是传说中的神鸟，非常人所能为。但是，诗人说到，我们凡人不必去羡慕它们，“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 ”，人生啊，都须自作自为，哪怕每次仅仅迈出的是半步，长久积累，就可以进入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在这里，体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志趣。
“请君得酒勿少留，为我痛酌王家能远之高楼。醉捧勾吴匣中剑，斫断千秋万古愁。”请君停留下来，和我一起痛饮王氏能远楼。勾吴匣中剑，指吴地制造的利剑。 “醉捧”与前一句中的“痛酌”的形象相呼应，我们仿佛看见诗人举杯痛饮后，小心翼翼的捧着利剑，酒意未散、步履摇晃的情态。诗的这一句，刻画出诗人摒弃世俗、孤高傲世的品格。“斫断千秋万古愁”，原来要用手中的利剑，斩断千秋万代的愁怨，语气上斩钉截铁。诗人痛饮美酒，及时行乐，才可一解胸中愁怨。他心中的愁怨又是什么呢？诗人所谓愁怨，主要是指生命有限和客游离乡。
“沧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搭虚窗面。昆仑池上碧桃花，舞尽东风千万片。”“沧溟”，意为大海，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海上朝阳升起，光照大地; 日出了，窗棂为之生辉。此句还暗用“日出扶桑”的神话传说。“昆仑池上碧桃花，舞尽东风千万片。” 昆仑池，传说是西王母的居所，池上种有碧桃，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这句话的意思是：昆仑池上的碧桃花，千千万万的花瓣在风中飘舞。
“千万片，落谁家？愿倾海水溢流霞。寄谢尊前望乡客，底须惆怅惜天涯。” 流霞是神话传说中的仙酒，这里代指美酒。这句话的意思是：可是那千千万万片桃花，究竟有哪一片落到了人间寻常百姓之家的呢？诗人希望能将那滔滔不绝的海水化作美酒，才能喝得尽兴。最后一句：寄谢尊前望乡客，底须惆怅惜天涯。 “底须”意为何须，何必。“寄谢”意为传告，告知。寄语那些思乡的朋友，何须惆怅伤感呢？
在诗中，诗人虚实相结合的描写出与友人登楼畅饮后所感。写意而不写事，是本诗重要特点。从天池鹏、辽东鹤、碧桃花的仙界虚景到“人生万事须自为”的人间凡境。诗人指出一切都是那么虚无飘渺，惟有及时行乐。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