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叹迁莺方出谷，只看一鹗迥冲霄。
送诗吟恨冰生砚，别酒携从雪濯瓢。
驴蹇童羸山路险，他时贵不忘今朝。
莫叹迁莺方出谷，只看一鹗迥冲霄。
送诗吟恨冰生砚，别酒携从雪濯瓢。
驴蹇童羸山路险，他时贵不忘今朝。
这首诗中所写的丝纶阁、钟鼓楼，既表现了宫廷的特色，也指出了诗人“独坐”的原因是正在宫中值班。黄昏的皇宫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令人感到沉闷而百无聊赖，仿佛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但是按照规矩，值班的官员不能四下走动，这更将诗人困在了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里。在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天，诗人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公务，只有看看鲜花，听听刻漏声，打发着这空虚无聊的时光，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在这首诗中，诗人隐约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枯燥工作的失望，并通过对宫廷环境的描写，影射了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进而表达了对此的不满。
“独坐黄昏谁为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的诗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这样不乏幽默的语言，对自己寂寞的心情加以安慰，也嘲讽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无聊。一个“对”字，描绘出了诗人与花“相看两不厌”的情景，将诗人独自一人、无人相伴的情景烘托得更加生动，也将诗人闲坐无所事事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传神，使诗句更有情趣，充分地展现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全诗描写诗人当值丝纶阁，因无事闲坐而觉得刻漏声长，因寂寞无伴而端详紫薇花，又因端详紫薇花而感到更加寂寞，字句浅白、叙事清晰、说理明白，这正是白诗最大的特点。
如果将这首诗与周必大的《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洪咨夔的《直玉堂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都写了宫禁的静穆以衬托皇宫的庄严，都写了紫薇花以突出翰林院、中书省的工作性质，都表达了几分得意之情，以显示受到皇帝的恩宠是很荣耀的事。则此类诗的写作缺乏创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南山就是终南山，也称中南山。它是长安南郊的名山。
韩愈好游奇山，务必穷其形胜而不顾性命（《国史补·卷中》）。所以，他笔下的《南山》诗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不仅如摄影家运用广角镜头，从各个方位、季节，摄取了南山种种奇景，而且能勾出山之神态，渗入诗人的遭遇、心情、意趣。
此为五言古诗，计一百另二韵，分三段。此诗先写作诗的起因，刻镂山形，铺排山势、描写景物；中间插叙贞元十九年被贬南方时经过南山的情景；最后总承，又从不同角度，说出南山朴拙而奇特的一面。此篇可说是融合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效法了杜甫五言大篇之体制，炫露文才，尚奇新，不忌夸饰。
第一段至“阴霰纵腾糅”，言远眺中的南山，千姿万态，瞬息异状，惹人游兴，炽烈。此段分三层。
首层至“茫昧非受授”，写终南山的地理位置。
自“团辞试提挈”至“顷刻异状候”为第二层，总状遥望中的终南山。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挥写云山变幻之态。日出云散，始睹峰峦脉纹如缕，密布若绣；云岚勃起，山踪忽隐，但见“澒洞一片，山岘岚渐稀，忽能透霭见山；流云时而“飘簸”，时而“平凝”，山峦也随之忽露忽沉，忽静忽动；岚卷峦“浮”，形如“脩眉”新绿；云消峰竖，似鹏喙浴海。诗人运用浮云在山间舒卷给人造成的错觉，使静谧之山跃跃欲“浮”，跃跃欲“褰”。其中“缕脉碎分绣”句工细，“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句雄奇，“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句清新，’孤木掌有绝，海浴褰鹏噣”句奇恣。此后，分写四季山景：春山草木“吐深秀”，沁芬芳，即使“嵂崒”的岩峦，也“软弱”似醉；夏山被“荫郁”的丛林“埋覆”，能见的只是“夏云多奇峰”；秋天，草木凋零，“癯瘦”的峰锷直刺“宇宙”；冬季，冰雪“琢镂”“危峨”，在“新曦”映照下，山色分外妖娆。诗人以瘦硬之语句，勾勒南山季节性的特征，从中还可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坚硬的岩石，也会显得“软弱”；横亘半空的名山也难免被“埋覆”；代表冬季的颜色是“幽墨”，但装扮它的却是洁白的冰雪等等。
“西南雄太白”以下写太白山是第三层。太白也称太乙，是终南山的主峰。写太白就是写终南。其中“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句与王维《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作用相近，但风格迥异。韩愈写得飞扬雄奇，王维之句则雄浑平和。
自“昆明大池北”至“脱险逾避臭”是第二段。可分四层。
首层至“始得观览富”。其中“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六句，写诗人取道昆明池，往游终南，一路俯瞰水中山影，不肯稍瞬；称山影“困”于池而不能尽见；嫌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小如“清沤”，均委婉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一往深情。“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言风吹波起，山影破碎，状若猿猱躁跃：想象奇特，造句瘦劲，乃韩愈的当行本色。“仰喜呀不仆”，写出行近终南，仰观南山时的心情，语平直而意深邃，其气直贯“崎岖上轩昂”二句。
第二层至“欲进不可又”，写诗人中途迷路，未能遂登山之愿。其中“行行将遂穷”以下九句，描摹诗人爬山时的心理，相当出色。他在岭阜之间奔走，寻觅登山之路，恨不得将南山周围的峰峦全都搬走；甚至想请神话中的夸蛾、巨灵移山，又怕违拗造化本意，为雷电呵诟。诗以此数句，作一顿挫，盘旋蓄势，逗出“攀缘脱手足”以下七句，明写攀山之艰，暗示诗人游兴之浓。
自“因缘窥其湫”至“峙质能化贸”为第三层，着重写游湫。其中“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以“弯环飞”，状群鸟贴湖回翔，能传其神情；而“救”、“争衔”、“投弃”数词，与前“阴兽”“神物”相应，为此幽靓之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与前层相映：一苦一乐，一张一弛，有相反相生之妙；而神话的运用和渲染，则为结句作诗酬神之意埋一伏笔。末四句，言诗人于归途“回睨”，不能忘情南山，逗出二次游山。
自“前年遭谴谪”以下为第四层。言诗人于谴谪途中，再次游南山，终因冰雪封路，沿途杉篁披冰，枝若“蒲苏（刀剑）”，干如“介胄”，只得怅而返。
“昨来逢清霁”起，至“蠢蠢骇不懋”为第三段前层。诗人于贬谪遐方之后，擢任京官，乘兴往游，直登峰巅，视野顿然开阔。往昔视为畏途的峻岭大阜，尽伏眼底，只如五色斑斓的带“皱”石堆。此后，即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句，形容千山万壑的诸种态势。对此，历来赞扬者多，批评者少。批评集中在“味短”“辞费”上。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决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其中连用“或”字，远绍《小雅·北山》（有十二个“或”字句），近承陆机《文赋》（连用八个“或”字句），加以参差变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句中多用骈字、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之类即是。诗以一句一喻为主，其间错落地杂以四句一喻和二句一喻，连用排比，仍富变化。句式多变，有“或×若××”式，也有“或××若×”、“或若×××”及“或××××”，多种句式交互使用。形象中时寓议论，如“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末二句包孕着人际关系的哲理。又如“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以卦象状山：剥卦“ ”，为“地下山上”之象，有“不利有所往”的象征。在形容山态时，言己目前身在峰顶的处境，隐寓处世之道。就全诗章法而言，第一段由远眺而逗游兴，第二段言二次游山，历尽艰危而游兴不减，经层层盘旋作势，引满待发之后，至此，连用五十一个排比句和十四叠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经上游山峡壅阻之后，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就笔法而言，最初自山下眺望，两次往游：一系俯视水中倒影，一乃近瞩山径风光；此则绝顶鸟瞰，角度不一，写法迥异。山本静物，但在韩愈笔下均具动态，且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段是云岚舒卷而造成山“动”的错觉，第二段是风吹水动，引起山影破碎躁动；此段则是诗人游目四骋而造成的错觉。撰如此长诗，而能一笔不复，尤见韩愈才力之雄。自“大哉立天地”以下为后层。言终南山奇神灵，故诗人作诗以酬。
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
这首《满庭芳》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叹到自适。它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失败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愤世俗和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层次，在封建社会中很有典型意义。
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功名利禄曾占据过多少世人的心灵，主宰了多少世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它构成了世俗观念的核心。而经历了人世浮沉的苏轼却以蔑视的眼光，称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著甚干忙”揭示了追名逐利的虚幻。这不仅是对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蝇营狗苟尘俗人生的否定。词人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页无须过分介意。这个思想来自老子。《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这就是“谁弱又谁强”一句的本意。一方面，“木强则折”（第七十六章）；一方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忧”（第八章），苏轼领会此意，故“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不敢作文字”（黄州所作《答李端叔书》）。“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是他这个时期自处的信条。所以，“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意图在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以无言抗争的词人形象呼之欲出。
下片于自叙中夹以议论。“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即李白“为欢几何”之意。“风雨”自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所“妨”者是人生乐事。陆游《假日书事》诗所云“但嫌尤畏（尤才畏讥）妨人乐”，即是此意。苏轼一踏上仕途便卷入朝廷政治斗争的漩涡，此后命途多难，先后排挤出朝，继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带罪贬逐，昔时朋友相聚，文酒之欢，此时则唯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当此时，词人几于万念皆灰。“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他的《答李端叔书》中有一段话可作为这两句词的极好注解：“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地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进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已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此得罪既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逐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才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可见“抵死（老是）说短论长”之要不得。词人自嘲自解，其中实又包含满肚子不平之气。下面笔锋一转，以“幸”字领起，以解脱的心情即景抒怀。造物者无尽藏的清风皓月、无际的苔茵、高张的云幕，这个浩大无穷的现象世界使词人的心量变得无限之大。那令人鄙夷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狭小世界在眼前消失了，词人忘怀了世俗一切烦恼，再也无意向外驰求满足，而愿与造化同乐，最后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的高唱中，情绪变得豁达开朗，超脱功利世界的闲静之情终于成为其人生的至乐之情，在新的精神平衡中洋溢着超乎俗世的圣洁理想，词人那飘逸旷达的风采跃然纸上。
苏轼在词中擅长抒写人生。他高于一般词人之处，在于他能从人生的矛盾、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正因如此，苏轼描写的人类心灵就比别人多一个层次。这也是他的词能使人“登高望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人重在解脱，在感情生活中表达了一种理性追求，故不免要以议论入词。此首《满庭芳》便表现出这一特色。词人“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意显词浅，带有口语化的痕迹，似毫不经意，然又颇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