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句以以豪情激昂之调开头,作者回忆当年的英勇战斗。征途跨越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携国君之命领兵踏上征讨匈奴之途。以长途奔袭、不畏艰苦、孤军深入、敢斗强敌,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私、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李陵在不利的地势中,击毙敌人数千。单于集合八万兵围攻,李陵军且战且退,艰苦突围,又斩匈奴三千余人,单于派其子率兵激战,李陵复杀敌数千。诗一二句的英勇自豪情调是为国立功之心的表现。“为君将”一语表白了他英勇战斗的动机,也为下文对汉武帝的刻薄寡恩从反面铺垫,遥相映衬。
三四句道出战败投降的不可挽回之遗憾。突围之路已断绝,箭矢用尽,刀刃变钝,士卒死伤殆尽,迫不得已屈服于敌人,名声扫地。这两句话蕴含着四层深意,说尽众寡悬殊、损兵折将的惨状,也抒发出腼颜事敌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报任安书》曾这样述说李陵当时的困境,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李陵一声令下,士兵个个奋起,纵然箭矢已尽,仍以空弦凶悍,冒着白刃之危,无不向北,积极迎战,志在必死与敌。又认为,李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权衡,寻找适当时机,再度斩杀敌人,重返汉军阵营。这两句诗从严以律己的高度,述说艰难羞辱,感情更深。
最后两句向苏武和汉使者说明不能归汉之因,弦外之音斥责汉武帝杀戮李氏家属的绝情与残忍。《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误听说李陵为匈奴练兵,于是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又畏惧归汉后再受戮辱,于是在匈奴二十多年而死,没有回归故土。这两句诗包含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抱怨、隐痛、惋惜。
李陵故事流传极广,历久不衰。这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士大夫阶层忠诚而不得其所的怨愤,也存在着人民对封建帝王专断独裁、行刑诬枉的不满。可以从李陵事件和李陵歌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体味到类似的感情。这首歌言简意赅,语短情深,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
此诗为行役诗,与《诗经》中其他同类题材诗一起,是后世行役诗的滥觞。
全诗五章,基本上都采用赋的手法。首章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在“王事靡盬”与“岂不怀归”一对矛盾中展现了人物“我心伤悲”的感情世界。以下各章内容都是对“伤悲”情绪的具体补充,全诗渗透着一种伤感色彩,这也是那个纷乱艰难时世氛围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吧。“四马騑騑,周道倭迟”,马儿跑得快,跑得累,而道路又是那么曲折悠远,漫无尽头。风尘仆仆的小官吏知道马车跑得越快,离故乡和亲人就越远。他脑子里不是想那神圣的“王事”差使,他只在想一件事:“归”。却又用“岂不怀归”那样吞吐含蓄的反问句式来表达,表现了丰富细腻一言难尽的思想感情,非常耐人寻味。这“周道倭迟”,也正象征着漫长的人生旅途。多少人南辕北辙地行走在人生旅途中而有“怀归”之想,而“王事靡盬”无情地鞭笞着他们无奈地违心地前进着。除了陶渊明式人物能毅然“归去来兮”外,谁也免不了会有“心中伤悲”的阴影掠过。诗的抒情韵味相当悠长。
全诗有三章写到马,因为马是载客的主体。有二章写到鵻,是行途所见。路上所见必不少,单单拈出鵻,自有一番良苦用心。鵻又称夫不。《左传·昭公十七年》:“祝鸠氏,司徒也。”疏云:“祝鸠,夫不,孝,故为司徒。”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因云:“是知诗以鵻取兴者,正取其为孝鸟,故以兴使臣之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为鵻之不若耳。”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夫不乃孝鸟,其载飞载下,或以恋其父母使然。”诗人见孝鸟而有感于自己不能在家“启处”(安居),更谈不上尽孝于父母,让孝鸟与客观上已成了不孝的人作对照,感喟良深。又鹁鸠非常逸豫闲暇,自由地飞上飞下,累了可以任意停歇,在柞树上行,在枸杞上也行,爱停哪里是哪里。而可怜的四马,虽然是精心选拣出来毛色划一的华贵的骆马,但不得不终日拼命地跑,累了也得跑,累得气喘吁吁也还得跑。王家公事有规定期限,不容半点差迟。在这里,鵻的闲又与马的累形成鲜明有趣的对照。而写马的苦和累,其正意是衬托出人的疲劳烦恼。可见,诗中写马,写鵻,都非泛笔,而有很深的匠心在。
从谋篇布局来看,首章“我心伤悲”是定调,二章“启处”是安居乐业尽孝的基础,三、四章写父、母,“父天母地”是古人的观念,次序不能移易。末章念母,是承四章而来,以母概父。全诗层次井然。末章结句“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是篇末揭旨,道出不能尽孝的悲哀。手法与《小雅·四月》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相同。
尽管这首诗是发泄牢骚,不满“王事靡盬”之作,但也可被曲解成忠孝不能两全而勉力尽忠王事之作,所以统治者用此诗来慰劳使臣的风尘劳顿。”《毛序》说此诗“劳使臣之来也”。所以《仪礼》中的燕礼、乡饮酒礼中也歌此诗。在笺释上,最典型的是毛传和郑笺。毛传云:“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郑笺云:“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都将此诗的“怨”思化为“美”意,实有悖于原作的主旨。《诗经》中像这样被曲解的诗,数量还相当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