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此赋描述了作者想摆脱“贫儿”却根本甩不掉的无可奈何之情景。首段“舍汝远窜”以下到“勿复久留”几句说,扬雄想舍弃贫儿,故而跑到昆仑之巅,但贫儿却跟着在天上飞;扬雄躲到山崖里,贫儿也跟着上山来;扬雄摇着船躲到海上去,贫儿也跟着来到海上;扬雄走,贫儿也走,扬雄停下来,贫儿也停下来;扬雄质问贫儿为何要这样跟着自己,他要贫儿赶快离开他,一刻也不能耽搁。由此可知,扬雄想摆脱贫儿,他到处躲,但就是躲不掉,这实际上是他自己辛酸生活的艺术描绘,他用的笔调却是轻松的、充满玩笑的,这种自嘲自解的戏谑很有一种黑色幽默之美感。另外,《逐贫赋》对贫儿答语的描写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之美:“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予独露居;人皆怵惕,予独无虞。”贫儿说:“主人倒是不错啊,你从小就经得住寒暑的侵袭,你简直就是不会死的神仙,那些盗贼和贪官从来也不会来打扰你,别人要几重门锁着才敢睡,你却敢在露天下睡,别人都提心吊胆的,你却从来都没有担忧。”扬雄在这里用开玩笑的语调来写贫儿的辩解,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由此可以见出扬雄抒情赋的大胆和幽默,显露出一种独特的美学色彩。
扬雄在《逐贫赋》显示了一种新的态度。那就是对贫穷——物质穷乏的态度。在他酸溜溜的口气中,读者能发现中国人“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对生活本身发生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方式里,关键不在于怎样生活或生活得怎样,而在于如何解释生活、解释得怎么样。这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生活观、幸福观后来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这种生活观的负面影响是较大的,它往往导致人们随遇而安,安于现状,不能或不愿改善生活,而只是改变对自己生活的判断。扬雄的虚弱无力和无可奈何在这篇文章里表现得很充分,他没有能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便设法把不好的生活解释为好的生活。虽然是自欺欺人,但获得心理平衡,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试图找出贫寒生活的优点,找出富贵生活的不足。这种努力,后来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完成,那就是:富贵的,总是不道德的,至少是道德可疑的;贫寒的,则往往是因为道德高尚。富贵变成了道德负号,贫寒则成为道德正号。于是,精神的奖励就弥补了物质的匮乏,甚至成了生活中的画饼。扬雄的这篇《逐贫赋》,可能就暗示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这一深刻转捩。
婉约派词人许多伤离怀远之作中,这是一首颇负盛名的词。它不仅具有情致深婉的共同特点,而且具有一般婉约词少见的寥阔高远的特色。它不离婉约词,却又某些方面超越了婉约词。
起句“槛菊愁烟兰泣露”,写秋晓庭圃中的景物。菊花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看上去似乎脉脉含愁;兰花上沾有露珠,看起来又像默默饮泣。兰和菊本就含有某种象喻色彩(象喻品格的幽洁),这里用“愁烟”“泣露”将它们人格化,将主观感情移于客观景物,透露女主人公自己的哀愁。“愁”“泣”二字,刻画痕迹较显,与大晏词珠圆玉润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但借外物抒写心情、渲染气氛、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自有其作用。
次句“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这两种现象之间本不一定存在联系,但在充满哀愁、对节候特别敏感的主人公眼中,那燕子似乎是不耐罗幕轻寒而飞去。这里与其说是燕子的感觉,不如说是写帘幕中人的感觉——不只是在生理上感到初秋的轻寒,而且在心理上也荡漾着因孤孑凄清而引起的寒意。燕的双飞,更反托出人的孤独。这两句只写客观物象,不着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语,表示的感情非常委婉含蓄。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上片后两句是说,明月不明白离别的痛苦,斜斜的银辉直到破晓还穿入朱户。
从今晨回溯昨夜,明点“离恨”,情感也从隐微转为强烈。明月本是无知的自然物,它不了解离恨之苦,而只顾光照朱户,原很自然;既如此,似乎不应怨恨它,但却偏要怨。这种仿佛是无理的埋怨,却正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在离恨的煎熬中对月彻夜无眠的情景和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怅触。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过片承上“到晓”,折回写今晨登高望远。“独上”应上“离恨”,反照“双飞”,而“望尽天涯”正从一夜无眠生出,脉理细密。“西风凋碧树”,不仅是登楼即目所见,而且包含有昨夜通宵不寐卧听西风落叶的回忆。碧树因一夜西风而尽凋,足见西风之劲厉肃杀,“凋”字正传出这一自然界的显著变化给予主人公的强烈感受。景既萧索,人又孤独,几乎言尽的情况下,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展现出一片无限广远寥廓的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里固然有凭高望远的苍茫之感,也有不见所思的空虚怅惘,但这所向空阔、毫无窒碍的境界却又给主人公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从狭小的帘幕庭院的忧伤愁闷转向对广远境界的骋望,这是从“望尽”一词中可以体味出来的。这三句尽管包含望而不见的伤离意绪,但感情是悲壮的,没有纤柔颓靡的气息;语言也洗净铅华,纯用白描。这三句是此词中流传千古的佳句。
高楼骋望,不见所思,因而想到音书寄远:“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彩笺,这里指题诗的诗笺;尺素,指书信。两句一纵一收,将主人公音书寄远的强烈愿望与音书无寄的可悲现实对照起来写,更加突出了“满目山河空念远”的悲慨,词也就这渺茫无着落的怅惘中结束。“山长水阔”和“望尽天涯”相应,再一次展示了令人神往的境界,而“知何处”的慨叹则更增加摇曳不尽的情致。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在境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上片取景较狭,风格偏于柔婉;下片境界开阔,风格近于悲壮。但上片深婉中见含蓄,下片于广远中有蕴涵。王国维借用词中“昨夜”三句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虽与词作原意了不相涉,却和这三句意象特别虚涵,便于借题发挥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