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春怀人之作。上片写暮春之景。伤春偏逢春暮，浓密的柳荫，已阻碍了游丝的飞度，游丝这里喻指相思心绪。桃花渡口、开满白蓣花的水边，那正是两人分手的地方。下片抒写相思之情。终日枯坐，难觅佳句，缭乱胡琴，夹杂风雨，长夜不成眠，惟有淡月相伴。
开篇词人即点明时令及自己的心情，为全词奠定了忧伤的感情基调。暮春时节是多愁之人最难度过的时段之一，正是“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伤心人对伤心景，难免更增几分烦恼。于是见杨柳柔条上缠绕着的几缕游丝，也会生出几许嗔怪，全忘了柳阴清凉的好处。“偏”字把词人如游丝般浮动的烦恼意绪巧妙地寄寓在自然景物之中，是传神之笔。
“天际”二句，抒发了词人对恋人的思念。这两句写天边的小山触发了词人的情思，同想起与恋人间发生的故事。满怀着王献之对待爱妾桃叶般的深情，望着眼前铺满水面的白藏花，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昔时上巳之日恋人水边湔裙的美好情景。那时的大好春光和愉悦的心情是植根于词人心中的珍贵回忆，其情其景与下阌词人感伤春暮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片眼前之景与旧日之事的巧妙融合，把词人多情善感的心绪及对恋人无处不在的思念细腻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桃叶偏”典故的运用尤佳，今古相融、虚实相生中，巧妙而又含蓄。
下片“竞日”三句，词人把春日的感伤、相思的煎熬都寄托在了忧伤的小词和凄苦的胡琴声中。“竞日微吟”道出了愁情的悠远绵长。而当夜幕降临，伴着昏暗的孤灯和偶随风动的帘影，词人的心事逐渐凝重，胡琴如怨如慕的呜咽与敲窗的暮雨正是他心中愁思无言的诉说。至此，全词的感情达到高潮，最为动人。末二句感情色彩由浓变淡。当清风送走凄雨，流云掩映淡月，作者的愁情也随着景物的变化呈现出月华般的朦胧与苍茫。结尾二句，语虽淡而饶富情味，让人陷入一片清愁之中。
此词写景、叙事，把由日及夜所见之景、所做之事，与旧日之事和伤春之情、相思之苦相结合，跳跃的诗思中蕴涵着清新平淡的韵味和真挚深刻的情感，表达含蓄而见波澜，其寄情之景语尤其值得品读。贺铸词多浓艳之语，多慷慨之词，而这首小词颇显清新淡雅，这正说明作者风格的多样性。
诗中，诗人从瓜步烟树、建康山形，联想到自身如今寄寓天涯，思乡之念顿起，从而得出滋生无穷的慨叹。全诗清丽流畅，辞情兼美，确为佳构。
首联由舟中所见过渡到舟中所想。秋渺江上，渔帆片片。诗人乘舟东下，江上所见，惟渔帆为多。渔人以鸣榔为信号，关照着，催促着同行者抓紧捕捉。他们以捕鱼为乐，毕竟与归客之乐不同。“渺茫”者，时地远隔，模糊不清也。归返是愉快的，及登程，则不免又百感交集，一时间出现了复杂的心态，思绪纷乱，竟理不出头绪了。“归心正渺茫”，道的就是诗人这种复杂的心绪。对比之下，诗人反不如渔翁之乐。但这应理解为诗人责己严而周，又在考虑北归之后要做的事了。
颔联两句写诗人的“归思”。一从空间，一从时间立说。诗人当此重九佳节，却舟行江水之上，既念天地之无穷，复念时间之有限，前句用比，后句直叙。以有限对无穷，往往使之感慨系之。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发的正是诗歌革新的事业做不及做不完的感慨。诗人主天下文柄，又留心于政务，则其一生要做的事，当如山积。然时间有限，天地悠悠，以有限的一生，无法做完天地间的伟业。这是诗人发出的感慨。这四句从总体上看，思路前后一致，是“归心正渺茫”的进一步充实，表现出诗人积极的生活态度。
颈联两句由前面的舟中所想再过渡到舟中所见，此诗所写的风帆由北转东却尚未转东之时，故所见远则瓜步，近则建康，遥川、平原尚不收眼底。诗人远远看到的瓜步上迷茫的烟树像是飘浮在江水之中一般，虽不及“乾坤渺夜浮”的洞庭湖那样浩瀚无际，却也够表现了长江的壮阔气势了。近看金陵，诚是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其雄奇险要，与长江气势相辅相彰，此时也许冲走了诗人的种种心态。
尾联两句写到达真州时，天未暮，“直过”，正描述风帆之速与不肯稍事停息之意。“更东下”，则本次航行的目的地乃是扬州，而到达扬州之时已是深夜了。诗写到旅客留宿维扬而诗亦随之戛然而止。诗人在此诗中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也圆满地完成了。
诗中将两岸风光、思乡情结、人生感慨、身世飘零等传统诗歌题材揉为一体，兼具杜甫诗的沉郁顿挫和李白诗的清新明快。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