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血吸虫的猖狂肆虏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绿水青山”,本是适合人们居住的美好环境,却“枉自多”,即再多也无用,再美好也无用,因为在瘟神肆虐下,对于贫病交迫的疫区人民来说,“绿水青山”也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句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华佗无奈小虫何”,是说不仅在漫长的旧时代,在统治者只知对劳动人民进行压榨,而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一些想救死扶伤的像华佗那样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村落荒芜了。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国名将廉颇被废,到了楚国。赵王想再起用他,派使者到楚国去看廉颇,使者拿了反对廉颇的人的金钱,回来诳报道:“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这里指患血吸虫病的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成千成万户人家变得萧条冷落,大片田地都荒芜了。“鬼唱歌”,本于李贺《秋来》诗:“秋坟鬼唱鲍家诗。”成了鬼的世界,即多少个村庄完全毁灭了。以上四句写旧社会里的人民受到血吸虫病的毒害,是那样使人触目惊心。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利用诗歌技巧可以跳跃的特点,让我们从旧社会的苦难里,一下子跳到光明美好的新社会。郭沫若在《坐地、巡天及其他》(1959年3月4日《人民日报》)里,指出这两句“是说的地球的自转和公转,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八万里,指地球自转一周,地球的赤道全长四万公里,正合八万里。地球在自转时,同时也在公转,所以作者想象飞腾,遥看天上的无数星河,即“遥看一千河”。这样的想象飞腾,使我们想起范缜《答曹思文难神灭论》:“明宵结想,坐周天海。”昼夜想象,坐着可以想象到绕天和海一周。“坐地”、“巡天”,正如作者的想象飞腾,想到跟着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可以看到天空中无数的星河。萧涤非先生指出:“从全诗的结构来说,这两句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关键,同时也是一个飞跃。因为它并没有明白地、直接地说出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通过描写血吸虫被消灭后的喜悦来透露。但这层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诗人“遥看一千河”,自然会“浮想”起那位住在银河边的牛郎,再想象牛郎作为古代传说中的劳动人民,也一定关怀着他曾生活过的大地上乡亲们的疾苦;在牛郎的时代,中国已有“瘟神”肆虐,因而设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是诗人的回答,如果牛郎“欲问瘟神事”,那只能告诉他:尽管千百年岁月如流水般消逝了,但人们依然在遭受“瘟神”的折磨!“悲欢”,在这儿是偏义复词,其意在“悲”。
第二首写新社会,写广大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前一句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它既是写景,又象征着当时全国人民奋发有为的动人气概。后一句则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光辉思想。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红雨”指桃花,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看到桃花乱落像红雨,作者认为这是随着人们的心意翻成红色的波浪,这是象征手法,象征在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下,到处掀起红色的高潮。这里只是借“红雨”来写出这种形势。“随心”,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心意。“翻作浪”,转变成为红色高潮。青山不再成为交通的阻碍。“着意”,特意。“化为桥”,化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青山怎么会化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从青山联想到高大的五岭山脉,高到像跟天连接,可是劳动人民在那样的高山上挥动雪亮如银的锄头,在建设山区。这里是借五岭来概括全国所有的山区,在山区进行建设。经过建设,山区也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了。从山联系到水,“三河”,旧指黄河、淮河、洛河,这里概括全国所有的河流。劳动人民挥动铁臂来搞水利建设,它的声势之大使大地振动。这样写山区建设和水利建设,虽然没有提到消灭血吸虫病,实际上把消灭血吸虫病也包括在内了。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两句点明题意,总结全诗。前一句语调轻松,含幽默调侃意味,流露出诗人对中国人民终于“送”走了“瘟神”的衷心喜悦。后一句,并非写实,而是借用传统的民间习俗,表示如何“送”。字里行间,也渲染出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本诗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意气豪迈。这不仅由于作为人民领袖的诗人高瞻远瞩,思路开阔,在诗中展示了无限的宇宙和悠久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诗人具有对祖国、对人民浓厚的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炽烈感情。因而,一旦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这样旷古未有的喜讯,便激动万分,诗思潮涌,从而使诗篇洋溢着风发的意气,卓厉的豪情。诗如其人。本诗是毛泽东同志伟大人格和气魄的体现,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谱写这样气壮山河的诗篇。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