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通过写重阳宴会的所见所感,抒发隐居之乐。
上片由眼前的重阳宴会而想起了东晋风流名士在龙山举行的高会,当年众名士不拘小节,无论长官下属都洒脱放旷,极尽风流,然而只有那位落帽参军孟嘉才能识得酒中真味。如今往事已过千年,词人在这重阳宴会上把酒临风,想要效仿魏晋风流,但是知音太少,无人可与自己交谈,再加上看到眼前飞过的两只蝴蝶,就更让辛弃疾感慨万端了。
下片承接上文引出东篱采菊的爱酒高人陶渊明。他也是辛弃疾平生最为景仰的高士。陶渊明有一种天真自然的风度,平日以无弦琴作弹奏之状自娱,虽然不通音律,却能得其中雅趣,十分尽兴。以“空杯”问陶,语言生动幽默,别有一番情趣。结韵之“同醉今夕”,则将陶渊明引为隔代知音,恨不能与其把盏相谈。
词上下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用韵整齐;词人通过追忆晋人龙山盛会的雅量趣事,然而晋人已逝,樽前客稀,惟余“眼中三两飞蝶”的凄凉,抒发了物是人非,知音少的伤感情。“须信采菊东篱”表现词人对陶潜归隐生活的羡慕之情。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
这首诗写出了红梅独特的姿态和个性。
诗的起笔手法就与众不同。诗人并不急于点题,而是把所要写的红梅置之一边,先请桃李登场。这样做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孤立地描写红梅,读者不易领会,必须有参照物。请出桃李作参照,桃红李白,尽人皆知。桃李既有妒梅之心,说明红梅兼有桃的“红”和李的“白”,实则不红也不白,而是在红白之间。这样一来,虽未言及红梅,而红梅已在句中了。
劝告“桃李莫相妒”,得有充足的根据。这一点诗人已经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了。第二句就用哲理来说服。“夭资元不同”,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夭资”。红梅就是红梅,既不同于桃,也不同于李,互不相干,有什么可妒忌的呢。这句从容道来,仍不让红梅亮相。
后二句是诗的重心所在,是骨子。诗人终于将自己思维中塑成的红梅的美奉献给了读者。红梅从它的大家族中分离出来,但它“犹余雪霜态”,梅所固有的傲霜凌雪不畏严寒的品性没有变,而且不是“十分红”。大自然赐予它粉红的花色,又使它优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变得更加妖娆多姿了。红梅既有高洁的内在美,也有娇艳的外表美,难怪桃李等异族姐妹要嫉妒它了。至此,红梅的形象已玉立于读者心中。“未肯十分红”回应第一句,也是劝告“莫相妒”的理由之一。
这首小诗活泼而有趣。全诗四句都好像是红梅向桃李作解释;花草本为无情之物,但诗中的桃李会“相妒”,红梅也“不肯”红得过分,免得引起“与桃争艳”的嫌疑,增强桃李的妒心,都被人格化为有情之灵了。操守高洁而谦虚和逊的红梅形象刻画得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