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诗集中收录寄诸弟诗近二十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手足情深的诗人。而正由于出自性情，发自胸臆，所以这首诗虽只是即景拈来，就事写出，却令人感到蕴含深厚，情意悠长。
就章法而言，这首诗看似平铺直叙，顺笔写来，而针线极其绵密。诗的首句从近处着笔，实写客中寒食的景色；末句从远方落想，遥念故园寒食的景色。这一起一收，首尾呼应，紧扣诗题。中间两句，一句暗示独坐异乡，一句明写想念诸弟，上下绾合，承接自然。两句中，一个“独”字、一个“想”字，对全篇有穿针引线的妙用。第二句的“独”字，既是上句“空”字的延伸，又是下句“想”字的伏笔；而第三句的“想”字，既由上句“独”字生发，又统辖下句，直贯到篇末，说明杜陵青草之思是由人及物，由想诸弟而联想及之。从整首诗看，它是句句相承，暗中钩连，一气流转，浑然成章的。
当然，宾虽然不能无主，而主也不能无宾。这首诗的第三句又有赖于上两句和下一句的烘托。这首诗的一、二两句，看来不过如实写出身边景、眼前事，但也含有许多层次和曲折。第一句所写景象，寒食禁火，万户无烟，本来已经够萧索的了，更逢阴雨，又在空斋，再加气候与心情的双重清冷，这样一层加一层地写足了环境气氛。第二句同样有多层意思，“江上”是一层，“流莺”是一层，“坐听”是一层，而“独坐”又是一层。这句，本是随换句而换景，既对春江，又听流莺，一变上句所写的萧索景象，但在本句中却用一个“独”字又折转回来，在多层次中更显示了曲折。两句合起来，对第三句中表达的“想诸弟”之情起了层层烘染、反复衬托的作用。至于紧接在第三句后的结尾一句，把诗笔宕开，寄想象于故园的寒食景色，就更收烘托之妙，进一步托出了“想诸弟”之情，使人更感到情深意远。
这首诗，运笔空灵，妙有含蓄，而主要得力于结尾一句。这个结句，就本句说是景中见情，就全篇说是以景结情，收到藏深情于行间、见风韵于篇外的艺术效果。它与王维《山中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句，都取意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王维句是明写，语意实；这一句是暗点，更显得蕴藉有味。它既透露了诗人的归思，也表达了对诸弟、对故园的怀念。这里，人与地的双重怀念是交相触发、融合为一的。
“西羌延国讨，白起佐军威”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西羌叛乱招引大唐国征讨、白利将军奔赴战场助军威的景致。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形势，烘托气氛，点明题旨，升华主题，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剑决浮云气，弓弯明月辉”这两句以剑、弓显示白利威武的气势：挥动宝剑，使空中云气为之消散，弯弓如满月，似与天上的明月相映增辉。诗中“剑决”“弓弯”富有烘云托月之意，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豪气四溢、志兴翻飞的气度。侧面夸赞白起将军后代的白利将军武艺高强、万夫不挡之勇。
“马行边草绿，旌卷曙霜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未来战场情景的描写：战马在边塞中驰骋、旌旗在寒霜中飞卷。诗人虽然没有把杀敌的情况加以叙述，但那种飘逸豪放的气度、扬眉剑出鞘的神情、鲜明生动的形象，都洋溢着李白的浪漫风采，寄托了李白的沉阔情怀。
“抗手凛相顾，寒风生铁衣”描绘一幅将士们举手凛然拜别、寒霜照铁衣的离别图景。诗人将饯行离别和抒怀融为一体，情意深长而又志气干云。如果说伤别诉情诗是李白热爱人民的必然，那么饯行述怀诗则是李白兼济天下、富安万民理想之结果。
云、风、雷、电，天、海、月、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云”、“月”、“风”、“卷”、“飞”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
此诗借助驰骋想象的笔墨，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沙场剪影。着重描写友人到前线威武飒爽的风姿，祝颂之意即暗含其中，这样来写送别，生面别开。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