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若按旧说理解,一、二章赋陈其事,第三章起兴以比。诗开篇即夸耀卫宣公建造的新台是多么宏伟华丽,其下奔流的淇河之水是多么丰盈浩瀚。这都是极力渲染卫宣公的赫赫威势和装点门面,也可以看作是姜氏(宣姜)眼中所见,已被宣公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她本为是嫁过来追求蘧婉之好,想过一种郎才女貌、琴瑟和谐的幸福生活的,却不料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的掌中玩物。
全诗三章,前两章叠咏。叠咏的两章前二句是兴语,但兴中有赋:卫宣公欲夺未婚之儿媳,先造“新台”,来表示事件的合法性,其实是障眼法。好比唐明皇欲夺其子寿王妃即杨玉环,先让她入道观做女观一样,好像这一来,一切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丑行就是丑行,丑行是欲盖弥彰的。诗人大赞“新台有泚”“新台有洒”,正言欲反,其兴味在于,新台是美的,但遮不住老头子干的丑事。这里是运用反形(或反衬)的修辞手法,使美愈美,丑愈丑。
“新台”之事的直接受害者是宣姜:美丽的少女配了个糟老头,而且还是个驼背鸡胸,本来该做她老公公的人。这一对儿是怎样也不能般配的,就如俗语所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难怪诗人心中不忿,要为宣姜,也要为天下少年鸣不平。他好有一比:“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打鱼打个癞虾蟆,是非常倒楣,非常丧气,又非常无奈的事。按照闻一多《诗经通义》中的说法:“《国风》中凡言鱼者,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虞语(隐语),无一实拾鱼者。”古今诗歌中以捕鱼、钓鱼喻男女求偶之事的民歌很多。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僮人情歌》:“天上无风蘧子飞,江河无水现沙磊。鱼在深塘空得见,哄哥空把网来围。”即是显例。此诗中所写的就是女子对婚姻的幻想和现实的相悖,构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这里强烈地表明:宣姜可真是倒楣透了。诗中“河水弥弥”“河水浼浼”,亦似有暗喻宣姜泪流不止之意,就如《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以及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所表现的那样,渲染出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
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前半盛赞梅花傲霜斗雪,凌寒独开,芳香四溢,暗喻诗人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格;后半写诗人怀念远方友人,要折梅相赠而不能的神伤之情。全诗简朴、疏淡,含韵慰藉,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