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调即双调的《忆江南》。词中写的是别情，调名“江南柳”兼关题意。通首作女子口吻。
此为送别词。词中未具体刻画送别情事，而是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别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别情抒写得极为深挚。全词语言素朴明快，情调清新健康，风格别具特色。
起首一句从别路写起。隋炀帝开通济渠，河渠旁筑御道，栽种柳树，是为“隋堤”。“隋堤远，波急路尘轻”两句是说：这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成日里不知有多少车马大路上来往，扬起“路尘”；不知有多少船只扬帆东下，随波逐流；也不知有多少人长堤上折柳送别，以寄深情。“隋堤”是一个典型的送别环境，“波急”与“路尘轻”分写水陆行程，暗示离别，寄有别情。一个“远”字，既刻画出别者长路漫漫的旅愁，又刻画送者依依目送的情态。这二句着重从眼前、从水陆两路，横向地展开送别图景；第三句则着重从古往今来，纵向地展示送别情事。一个“多”字，几乎将古今天下此中人事全都囊括。正因为别情是如此普遍，也就容易唤起“见人分袂亦愁生”的感受了。末句以“何况”二字造成递进，突出个人眼前的离别情事。以上，词人没有具体写到个人送别情事，只客观叙写普遍的离情，只是“亦愁生”中才微露主观情感。
过片转写别后，别时种种情事都被省略了，这里只是着重写送者城楼望月的情景。“斜照后”三字非虚设，它表明送者城楼伫立的时辰之久，从日落到月出。“重望”又表明先已望过，上片“隋堤远”数句是日落前望中之景，至重望时应当是不甚分明了。于是送者抬头望新月，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向往：“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此外与李白“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类，但“亭亭”二字却把月的意象女性化了，而送者的身份亦不言自明，“千里伴行”的说法更是真挚深婉。
总的说来，通首词没有刻画送别情事，更没有刻意作苦语，但通过古今别情来衬托一己的别情，有烘云托月之妙，将一己别情写得非常充分。全词也没有点明双方身份、关系，被称作“君”的甚至未直接露面，但通过新月亭亭的意象和伴行的着想，给读者以明确的暗示。词的语言明快素朴，情调清新健康，在送别之作中颇有特色。
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
首联“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写的是凌晨部队出发的场景：雾气弥漫，北风萧萧，偶尔传来马的阵阵嘶鸣，给人以苍凉宏大之感。这两句写部队凌晨出发。马匹在行进中，是顾不上叫的。而在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或突然停下来时，则会发出习惯性的嘶鸣。例如“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别友人》）、“马嘶俱醉起，分手更何言”（李白《鲁郡尧祠送吴五之琅琊》）、“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王维《从军行》），便是这种情形。这首诗写马不写人，是因为大雾弥天，一切都笼罩在浓雾中。写马，是因为听得见马嘶，不写人，是因为征人保持着肃静。雾作为一种物候，其特点是弥漫性，诗人用“琼宇”这个词来形容雾晨，可见当天的雾很大。“征马嘶北风”，容易使人联想到《古诗十九首》的“胡马依北风”，原句有禽兽亦恋故土的意思。这也比较符合人们离开一个驻地，哪怕是暂住地的时候的心情。何况每到一地，老乡都会给自己的部队以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临去时难免依依不舍。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两句写张冠道中行军的情形。“露湿”、“霜笼”是互文，兼管上下句。《诗·秦风·蒹葭》有“白露为霜”的名句，所以诗中“霜”、“露”往往连带出现，这里偏重于霜。由于雾天霜重，空气潮湿，尽管部队在通过，道上却不起尘埃，树林里也听不见寒鸦的叫声。特别提到“鸦不惊”，是因为作者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习惯了早行中听见鸦叫，在月夜尤其如此。骤然听不见鸦叫，反而使征人感觉异样。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两句写到官兵的感受和形容，突出的感觉是寒冷。“戎衣”即军装。古代军人穿铠甲，唐代诗人岑参写白雪的奇寒，有“都护铁衣冷难着”之句。解放军的军装是棉布制作的，比“铁衣”或“铁甲”保暖性好一些。然而由于太冷，感觉上却接近，故云“犹铁甲”。紧接着以一个精彩的细节来表现天气的寒冷，那就是官兵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银白的冰粒。写出这样的细节，就使人感到冷得新鲜，寒得有趣，流露出一种乐观的精神。这些诗句颇使人联想到岑参笔下的“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及“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环境的艰苦，同时就突出官兵的不怕艰苦。
后两句是抒情。“踟蹰张冠道”对前六句是收束，描写行军，却用“踟蹰”二字，这是耐人寻味的。“踟蹰”，在词典中的释义是犹豫、徘徊的样子，这表明在张冠道上的行军不是急行军而是慢行军。为什么会慢行军呢？这就必须提到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了。毛泽东撤出延安后曾发电报给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确定西北战场作战方针为“蘑菇”战术——“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踟蹰”就是“蘑菇”。“蘑菇”是老百姓的语言，就是磨蹭，磨磨叽叽，消耗，牵制。不过，“踟蹰”还有一读，就是“踌躇”——不是踟蹰不前，而是踌躇满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怎能不踌躇满志呢。
张冠道的这段路，让诗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塞上风光。天气的恶劣、敌人的追剿都难不倒众志成城的将士，诗人以豪迈的笔调写出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充分体现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