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畿》是南朝时流行在长江下游的汉族民歌。相传当时有个女子,在哀悼为她殉情而死的恋人时,唱了一首歌。歌的开头一句便是这句惊风雨、泣鬼神的“华山畿”,后来用它作为歌调的名称。《乐府诗集》中共二十五首以此为名的歌曲。
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中“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公元1275,宋恭帝赵㬎的年号),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公元1278,南宋卫王赵昺的年号)被俘,恰好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说个人出处,一说国家危亡,两件大事。唐宋时期,作为知识分子要想保家卫国,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
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㬎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更加的形象生动。这时文天祥母亲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似水上浮萍,无依无附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