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故都迷岸草，望长淮、依然绕孤城”，写登山所见。词人眼中，有环绕“孤城”的“长淮”逝水，以及岸边的迷离衰草。“故都”与“依然”，表现出一种时空变换的沧桑感。“迷”与“孤”二字，则渲染了一种迷蒙、苍茫的历史厚重感，营造出怀古的感情基调。

　　“想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戈戟云横”，用一个“想”字，引出对历史往事的回忆。当时谢安推荐自己的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率军出战，因谢家居住在建康城中名门聚居的乌衣巷，而称谢家子弟为“乌衣年少”。“芝兰秀发”是作者赞扬他们少年有作为。“戈戟云横”表面写东晋军队武器齐整，兵容肃穆，实则暗指少年将领们带兵的魄力和谋略。

　　“坐看骄兵南渡，沸浪骇奔鲸”，“坐看”一词，颇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气概。当时，前秦皇帝因拥兵百万，曾说过“以吾之众旅，投鞭子江，足断其流”的话，态度骄狂。因此词人此处称之为“骄兵”。“沸浪骇奔鲸”描写苻坚的军队仓惶逃窜的景象，十分形象。

　　“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转盼”和“一顾”承接上句“坐看”，突出谢石、谢玄的才能和他们少年豪杰的风采，同时也表现出胜利者特有的淡定自若。“千载”接续“功成”，“千载八公山下，尚断崖草木，遥拥峥嵘”，这些千年之后依然故在的景物，仿佛在向词人昭示往日的“峥嵘”，但是“漫云涛吞吐，无处问豪英”，如今空有河山，豪杰却无处可寻了。感慨中隐约可见词人对当朝无人的失望。

　　叶梦得是南宋朝廷中坚决的主战派，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主和派。他遭受排挤而离京，心中满是愤慨，面对淝水之战的战场故址，回想那段成功驱逐异族侵犯的战争，自然生出今昔对比之意。

　　“信劳生、空成今古”，谢氏子弟劳碌一生，他们建立的功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殒，如今只空余“孤城”、“长淮”、“八公山”，向人话说当年。一切终将成空，所以词人“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以自嘲的口气笑自己太过执著纠结。

　　“东山老，可堪岁晚，独听桓筝”一句，暗含谢安晚年的一段历史典故。谢安年老时被晋孝武帝疏远，一次，在陪孝武帝喝酒时，当时的名士桓伊为他们弹筝助兴，歌曹植《怨歌行》日：“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悲慨，俯仰可观。孝武帝听完后，面有愧色。

　　同样是忠信见疑，词人拿谢安和自己进行对比，突出了自身处境的悲惨，谢安虽被猜疑，但尚能与孝武帝一同饮酒，且有桓伊为他仗义执言；而自己却只能暮年“独听桓筝”。下阕从“峥嵘”、“豪英”到“空成今古”、“笑我”，再到“可堪岁晚”，词情一再转折，怀古叹今的兴味丰厚浓郁，深合词人当时的复杂心情。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

　　曲子首句“朝瀛洲暮舣湖滨”，“朝”与“暮”自然是夸张的说法，意在说明境遇改变之迅速。一看便知作者怀古伤情的原因。作者早上还在集贤院上任，晚上就已经乘船到了长沙，而从他对集贤院的称呼“瀛洲”来看，他对那里的生活十分满意。

　　“向衡麓寻诗，湘水寻春”交代卢挚到访洞庭一带的目的，在秀丽的山水中寻找快乐，表达他随遇而安、自寻快乐的积极人生态度。

　　“泽国纫兰，汀洲搴若，谁与招魂？”这三句与屈原密不可分。“泽国纫兰”出自《离骚》中的诗句“纫秋兰以为佩”；“江洲搴若”出自《湘夫人》中的“搴汀洲兮杜若”；“谁与招魂”中的“招魂”指的是宋玉为屈原所作的《招魂》作者徘徊在湘水之滨，隔着悠久的岁月向沉江而死的屈原致敬，其中也包含着对屈原处境与遭遇的深切理解。

　　“空目断苍梧暮云，黯黄陵宝瑟凝尘。”暮色沉沉，苍梧黄陵山被晚霞笼罩，极目远望，苍梧山上的陵墓、黄陵庙的湘妃宝瑟已经覆满尘土，令人心生感伤。

　　“世态纷纷，千古长沙，几度词臣！”世态变化万千，长沙千百年来停留过多少遭逐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受皇帝赏识被贬至此，只能用文字诉说心中的抑郁和愤懑。这样的历史至今仍在反复。可见作者名为吊古，实际上是在倾诉自己内心的感慨。他歌颂屈原，歌颂那些历史上同他一样徘徊湘水不得志的词人忠臣，实际上也在为自己明志。

　　此曲蕴凄凉于苍劲之中，情真意切， 令人感动。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若依吴熊笼考证，那么这首《玉楼春》乃是谀圣词。

　　北宋真宗时期，对辽作战失利，为掩饰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编造了“天书”降世的谎言。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称“圣祖”赵玄朗将于十月二十四日“降圣”延恩殿。是日，宫中通宵夜醮，真宗亲临道场，迎候圣祖，并恭听了真君的秘训。

　　词的上片铺写夜醮场面，结构紧凑，气氛热烈。“昭华夜醮连清曙”，仙乐自夜达晓鸣奏着。“金殿霓旌笼瑞雾”，宫殿里飘扬着各色旗帜。“九枝擎烛灿繁星”，晚上燃起蜡烛，烛光灿烂如繁星，极言场面之大。“百笼焚香抽翠缕”，百笼香抽出一缕缕的青烟。

　　下片写真宗亲临道场。“香罗荐地延真驭”写道场的奢华场景，“香罗”铺地，以待真君驾临。“万乘凝旒听秘语”写天子恭听真君秘训，其中“凝旒”这个词用得极好，写出了真宗的严肃恭敬。“卜年无用考灵龟”两句祝颂国祚与天地共长久，乃谀圣词必不可少的套话。

　　“天书”事件后，向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者络绎不绝，这也造成了北宋科举史上的特例，那就是在正常的礼部考试外另辟因献颂而赐第的“蹊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前后至少举行过四次。柳永科场失意始于真宗朝，在急于仕进而又屡遭黜落的情况下，进献《玉楼春》这类谀圣词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若依薛瑞生考证，则这首《玉楼春》是首讽刺词，其词明写汉武帝，实则暗讽宋真宗。

　　也许是反讽之意太过明显，故词中多用《汉武帝内传》中的典故。“九枝擎烛灿繁星”二句出自《汉武帝内传》：“燔百笼香，燃九微灯，以待西王母 ”；“香罗荐地延真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以紫罗荐地”；“万乘凝旒听秘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柳永在真宗与章献刘皇后执政的三十二年屡试不中，到了仁宗执政之初即一试二中，这其中原由可能与柳永对真宗佞道多有微辞有关。其时柳永方二十余岁，年轻气盛，又尚未出仕，无进退之忧，就如这首《玉楼春》，对真宗佞道之腹诽见之于文字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