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这首词以重帘层楼里的思妇伤春伤别甚于作病的春愁，表达了作者深受后周胁迫、处境艰难、语多讳忌的深刻痛苦。词从女主人公早晨起来，懒于妆扮着笔，到她惆怅之情如风里落花一样，再追忆往欢不可再得，最后以春愁重压为结。她面对妆镜，无心打扮，风里落花，飘无所依。
上片以“一钩初月”领起，描写少妇晨起对镜，然无心梳洗，鬓发不整，其情形与《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相似之处，亦可知女为悦己者容是一个千年的理念。“重帘静，层楼迥”即写伤春人独处深闺之中，重重帘幕，高楼迢迢。这是由寂静和遥远的意境衬托人的寂寞和思念。“惆怅落花风不定”一句最佳，道出伤春人多少思绪。花落春去，美好在凋零。花犹如此，人何以堪。落了一地的不止是无凭的花，更有无依的心。这一如无法把握的身世，没有依靠的人生，有情之人不能不感伤和惆怅。此句意象美，意蕴深，将一位深闺女子面对春景而叹息青春、渴望珍惜却感慨无奈的心思微妙地传达出来，又不露刻画痕迹，充分显示了作者语言才能的高妙。
下片紧承风吹落花而将画面展开，视界变得开阔，似有一种心情的舒展。换头“柳堤芳草”“辘轳金井”写过去游乐的美好时光，犹记当时，与友朋携手于芳草香径之间。这些充满温馨的画面，而今却是“梦断”。“梦断”二字下得很冷，一种被夺走的恨意与无奈。写到这里，作者才揭示出楼中人郁闷的原因：原来是感伤离别。结尾点明心思：为销愁，昨夜也曾饮酒，然而夜深酒醒，四周沉寂清冷，春愁却是更深。“更阑酒醒”四个字被柳永演绎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夜的相思终是落了个“为伊消得人憔悴”，“春愁”郁积于胸成为永远的悲哀与痛苦。“春愁过却病”是词之眼，春愁之甚甚于病，苦楚难忍。张爱玲的“长的是痛苦，短的才是一生”是对“春愁过却病”最好的注释。
这首词之所以为人称道，甚至被误认为是后主李煜词，或冯延巳词，乃至欧阳修词，是因为词中意象的妙用，渲染了思妇的春愁，使春愁力透纸背，也浸透了看客的心扉。词人在词中主要使用了以下意象，一是“重帘层楼”，二是“落花风不定”，三是“柳堤芳草径”，四是“辘轳金井”。
“重帘层楼”，既是思妇所处的与外界、与春天隔绝的实景，也是李中主孤独无依的艰难处境形象比喻；“落花风不定”，既写景又写人，既是景亦是人，春风不定而使人想到了落红无数，落红无数引起无限伤春情思，不停地伤春情思使人憔悴不堪，犹如春风不定而落红无数；“柳堤芳草径”，既是情侣惜别的实景，又是“杨柳依依”“天涯芳草”的伤心暗示；“辘轳金井”既是词人梦断之因的实景，又似在说，梦虽醒了但如辘轳金井般反复上下的情思却难以了断。这实与虚的反复出现、反复对应，大大渲染了春愁情绪，以致词人最后发出了春愁浓于酒、春愁之苦人且甚于生病的哀叹。
全词写别离的苦痛。上片写晨起无心梳整，下片写昨夜醉醒愁浓，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上片写风飘花落的惆怅，下片写柳堤芳草的情事，后者是回忆，前者是现实。上片立足于看，表现离情之痛；下片着笔于想，表现春愁之苦。上下两片层层推进，脉络清晰，结构严密。
作品前二句叙事，在叙事中推出题旨，表明惜别之意。首句的“王孙”犹言公子，此处泛指参加宴会的人。“重离别”既是将行者之感，亦是送行者之情。并且“重离别”三字已暗点题中“送”字。次句从主人落笔，因重远别，故置酒饯行，点出题中“集”字。“峰之畿”点题中“何山”。“畿”，疆也，限也，此处指何山山麓。随后，诗人描绘了“峰之畿”的景色。
“逶迤”为伸展绵延之貌，写草由近而远，青翠无边;“参差”写薇高矮不齐之状。写薇亦是写草，草亦含薇。前者横向延伸，后者向高处生长，姿态各异。这些草与薇由山麓伸向涧中、川上，直与游子离去之路相接，似乎草亦含情。“逶迤”二句由山写到草而及于川；“轻云”二句则由山向上写到云。云与远处峰峦连缀在一起。“沐”是润湿之意，因是“细雨”,故称“沐”。且“细雨”又与“轻云”相合。
“檐端”二句写山间庐舍之景。这庐舍即置酒聚会之处。天色将晚，水禽息，野萤飞，写出环境清幽美好，令人流连忘返。“水禽”与前面“川上”相呼应;“野萤”也与“峰之畿”相印合。唯独在此环境中才有这禽与萤。且禽息而恋巢，萤飞犹绕窗，都表现出一种依恋之态。《古诗十九首》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写出马和鸟对家乡乃至与家乡有关物的依恋。此诗中的禽与萤既点缀出环境的清幽，同时也表达出重土慎迁之意。这几句写草、云、雨、禽、萤，其实也是写人。这里的一切都与人同其情愫，都隐约与人的重离别的心态相应。
末二句直接写刘余杭上路及作者的感受。“随绿波”指乘舟离去。一个“远”字，明写刘余杭舟行，暗写诗人久立岸边，目送征帆。“逐清风”则写出主人因刘余杭离去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又与首句的“重离别”相呼应。全诗主旨在惜别，却不直接写离愁，而是在叙事、写景中浸透了“重离别”之意，使得作品的意境委婉深致、耐人寻味。
这是一首写歌女弹筝的词，或有所寄托，或纯写眼中所见之人，耳中所闻之曲，不必深究。
开篇先点出乐曲的格调，首先，用的是筝，而筝声向来苍凉柔婉，适合表现哀怨、哀愁的情绪，而歌女所弹奏的也正是类似湘江故事的哀伤曲调。乐曲本是要靠耳听，而无法目见的，但词人却突然从听觉转向视觉，说“声声写尽湘波绿”。这种修辞手法叫作“通感”，也称“移觉”，即将不同感官所感受到的诸如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触沟通起来。因为文字最方便描写的是视觉，而对于听觉则相对难以描摹，所以用视觉来比拟听觉——澄碧的湘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确实易使人产生哀愁的情感．于是便以通感的手法来比喻筝曲。
上阕后两句点明了通感所表述的含义，并点出弹筝人的身份——女子，在以筝弹奏“幽恨”之曲。
下阕开篇也是视觉，重点从筝曲转换到弹筝之人，在宴会席间，沉静地弹筝，“秋水”也即澄澈的目光缓缓流转，表明弹筝的女子完全把整个身心都融合到所弹奏的筝曲中去了。而赏其弹奏者眼中所见既有澄澈目光，也有斜行的筝柱，也将筝和人合为一体，仿佛这乐声不是从筝上弹出，而是从弹筝女子心中涌出一般。正因如此，才能在筝声弹奏到最凄婉断肠的那一刻，女子缓缓垂下双眉，表情与乐声浑然一体，吐尽了胸中的哀伤和怨恨。
全词语辞清美婉丽，情感真挚凄哀，风格含蓄深沉，令人可观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