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散曲是借自然景物来表现理想主义的生活场景与思想感情的一则例证。曲中所写的渔翁，实际上是个科场失意的文人。失意后，他退隐江滨，但却不能割断蟾宫折桂的欲念，因而在强作闲适的同时，心灵上又挤压着沉重的苦闷。

　　首句勾画了一幅渔翁孤舟闲漂图。小船自在消闲，蓑衣雨湿风干，渔翁饮酒睡醒，表明看来确是一派悠然自得的气象。但仔细体味，渔翁冒雨自炊，饮酒就醉，醉则昏睡，醒则漂归，既无渔钓之意，又无赏景之心，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他胸中凝聚着难以解脱的苦衷，不然不会独自借酒浇愁、整天沉湎醉乡。

　　船上饮酒，醉醒已是傍晚，但闻啼鸟声与流水声交织在一起，清脆悦耳，其乐趣不减当年严子陵隐居富春山。“啼鸟关关，流水潺潺”、“数声柔橹江湾，一钩香饵波寒”，俱是清丽流美，宛然仙家境界。但此曲的渔翁仍未能不食人间烟火，“回头观兔魄，失意放鱼竿”，便显示了生活现实所给予的创伤。前时写“渔翁醉醒江上晚”，是力图表现他旷放自在的一面。如今看起来，他的“醉醒”，也不无愤世嫉俗的激烈意味了。

　　欧阳修有《渔家傲》词，下阕有句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此曲的结尾，很可能是受到了欧词的启发。船儿不是一直那么听话的，只要主人意有旁骛，失了操纵，便只受水流摆布。“看，流下蓼花滩”，因为贪看水中的月亮，一不留神握渔竿的手松开了，只能眼睁睁望着渔竿从蓼花滩上漂下去。这表现了渔翁“失意”的深重程度。不过作者仍把小船留在蓼花滩一带，不曾送入红尘，那么渔父清醒过来，重新提起渔竿，“乐似富春山”，是不成问题的。或许“流下蓼花滩”的对象，也可释为“鱼竿”，如宋王庭珪《江亭即事》云：“江水磨铜镜面寒，钓鱼人在蓼花湾。回头贪看明月上，不觉竹竿流下滩。”但观此曲，解作小船“流下”更胜。

　　这首曲中的“渔翁”是文人化了的。在元曲中，“隐逸”与“叹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此曲作者不过想把这两面都写到而已。清李调元就很明白这一点。他把自“数声柔橹江湾”至“流下蓼花滩”六句，统统视为“他人不能道也”的俊语。（见《雨村曲话》）

　　此曲解开一般闲适小令一味沉醉山水之乐的纱幕，真实地表现出科场失意文人在不得不隐逸山水时内心所压抑着的痛楚，坦诚深切，读来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首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写出了沟水不舍昼夜，滚滚滔滔，流向大海的情景。沟水，绢绢细流，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按一定的方向流去，与大江大河汇合，以汹涌澎湃之势，直奔大海。诗人以小见大，通过一条小小的沟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揭示了水流千里归大海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沟流水，没有动人的景致，没有广阔的场面，平常又平常，实在难以下笔。但是，诗人从时间、空间上给予展开，由当时，联想到沟水的日日夜夜；从眼下，联想到沟水的千里归宿，把一沟流水同“千里流归大海”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沟流水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耐人寻味。诗中“住”字用得很好，“住”是人的动作，用它就使沟水拟人化了，富有了感情。若用“尽”字就显得太客观，没有生气。这一问一答，表达了儿童特有的心理，充满情趣，给人亲切的感受，也使全诗活泼生辉。

　　诗虽然简短，却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想起了汉代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间像小溪水一样流逝，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不辜负大好的时光。诗人也或许从奔流的小溪联想到人生的历程：小溪不停地流入沧海，象征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步地走向成熟、富有智慧，终于汇入浩瀚的人生的大海。诗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概。

　　司空图是唐代创作咏菊诗数量最多、成就最为显著的诗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咏菊诗都是七绝，篇幅虽然不长，但意蕴丰富、含义深刻，显得别有韵致。

　　这组咏白菊的杂诗共四首，主要内容都是通过赞美白菊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态度。其中第三首写得最好。这里白菊其实只是一个引子，诗人要表达的是自己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天空中的云层像屏风一样厚实紧密，只留下像一条带子一样的天空，给人以一种较为压抑的感觉，但诗人心中却因对尘世间的是是非非能有清楚的判断而显得悠然自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白菊花盛开的时候，自己却心事重重，不能顺利入睡。其原因是，诗人此生更看重的是赏菊吟诗、陶冶性灵，没能在菊花开放的时候写一首好诗，总觉得像是欠了别人的债务一样，难怪诗人内心里难以安宁了。这首诗中，白菊花虽然只是一个引子，但诗人对之的喜爱、赞赏之情表露无遗。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