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所要描写的不是菊的高洁,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喟叹。重阳过后,菊花零落,作者面对零落的菊花,不禁以物拟我,而且自觉比菊还要羞愧三分。此曲赞扬了菊花不畏风霜的坚强品格。此曲词明白如话,表现曲的“贵浅显”的特色。它宛转相生,一波三折,一层深入一层,“问花不语,花替零愁。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是说西风碎减叶飘零,作者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风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花凋零,曾经鲜艳夺目的花朵已落去大半。
“对黄花零自羞,花依旧,零比黄花瘦。”是说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看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零形。最后两句“问花不语,花替零愁。”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已感到忧愁。该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零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零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猬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花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此曲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零比黄花瘦”是引自李清照词《醉花阴》“帘卷西风,零比黄花瘦”;“问花不语”则是引自欧阳修词《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全句的引用,以旧词生新意,用法新颖。
张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另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对菊自叹》是一首寓情于物、借景抒怀的曲子。作者看到菊花遭到秋雨,黄花零落,减尽风流。自己也精神颓唐,瘦过黄花。怜花正是自怜,作者借菊自叹,乃是对自己政治上失节的悔恨。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贾谊被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征见。汉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作者却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慧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讽刺晚唐幻想成仙、荒于政事的帝王。诗歌欲抑先扬,发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汉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侧面烘托出贾谊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谊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汉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过人之处。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高潮中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可怜”与“虚”连用,增强语气,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汉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诗人引而不发,并未点出其原因,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一语中的——“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诗人同时抓住“虚前席”“问鬼神”这两处细节,借题发挥,在议论中把讽刺君王昏聩弃贤和伤叹贤士怀才不遇两方面的意蕴融于一篇,足见其思想深刻、构思新颖。
《贾生》一诗文辞锋极犀利,讽刺辛辣深刻,感概深沉蕴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反跌手法的巧妙运用。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表面上求贤、敬贤,实际上不能识贤、任贤,揭示出在深受恩遇的表象下隐藏着不遇的实质。整首诗用唱叹有致的笔调发抒警策透辟的议论,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为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谊实亦自悯。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