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此诗共八句，可分三个部分：发端——览镜——书怀。
开头两句为第一部分。开篇不直接入题，也无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出人意外。似乎诗人是在漫不经心地讲述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道理：修道成仙的人自然是长生不老，反之，那些凡夫俗子转眼就会走向生命的最后历程。这两句诗看似对道教的肯定，实则是对道教的挖苦。全诗也就由此而引起的。
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诗人紧扣开篇的“衰老”二字，以自己为例证，写览镜之所见；深深的自嘲和自责，形成对报国无门、济世无路的现实的尖刻揭露和批判。李白从来崇尚道教，理应是“得到”之人，可是到头来，依然“白发如霜草”。“自笑”一句举重若轻，接法飘逸，可以说是对自己迷信道教的彻底否定。“空”“何”二字写尽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极端痛苦。“自笑”“扪心”“叹息”“问影”几个连续动作则把诗人览镜时的心理活动、外貌特征和神态举止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俨然是作者晚年的一幅形神兼备的自画像。
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诗人活用了两个典故。诗人变“桃李不言”为“桃李竟何言”，是愤激之辞：我纵有才能，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人赞赏“商山四皓”，是希冀自己能像四皓一样，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余热。两个典故的活用，写出了不合理制度下，杰出人才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念、对邪恶势力的殊死抗争和矢志不渝的政治热情。
全诗通篇并无华丽词句，而仅仅是以议论为主，间以声、色、形、态的逼真刻画，实在而不板滞，悲怆而不消沉，恰如水晶世界，直露、透彻；又似一片冰心，清冷、光明。其感人之处，全在于人格的力量和深刻的内涵。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