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